如果你跟张三的公司签合同，约定张三今后五年里每年供应一吨硅片，而且价格今天就锁定，这样，你投下很多资本，扩建太阳能生产线。可是，一年后，张三说没货供应，要毁约了，这就让你的投资泡汤了。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契约环境差，企业就更倾向于什么都自己做，不相信别人的供货保证。
正因为中国的契约文化还欠发达、法治没到位，人们只好通过公司内部生产尽可能多的原材料，而不是靠市场交易或说外包，来保证供货，使自己的主营生产线能持续进行。换句话说，在一些情况下，公司内部的垂直一体化整合是外部契约不可靠所致，是由外部法洽不到位所引申出来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法治发展是市场化深化的基础，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公司喜欢什么都自己做，而美国的公司更倾向于专注整个价值生产链中的一个环节。
实际上，不只是国家之间有这些差别，即使在一国之内，因不同地区的契约文化有很大不同，企业选择的垂直一体化程度也会不同。在中国，浙江因为靠海，其商业发展历史比内陆省份更长久，其商业文化、特别是契约文化就比湖南等省的要发达得多。所以，在浙江，企业能够选择专，实际情况也的确是浙江企业更倾向于专，通过市场交易能实现的分工很细。相比之下，湖南企业更倾向于什么都做，专业分工不够。
在中国，过去因为企业是国有的，不属于任何个人，所以，企业的效率、企业资产的回报率从来不是很重要，反正不是自己的钱，浪费就浪费了。在那种情况下，企业当然想做得很大，什么行业都做，因为反正不用考虑投资的回报。所以，原来的国有企业不仅跨越许多行业，而且每个企业既有医院、食堂、学校、托儿所，也建造住房、经营房产，都是跨行业横向经营。到1990年之后，许多国有企业都被改制，转变成股份制企业，并且其股份到股票市场上市交易，这样个人都可以买股票成为股东。原来设想，让企业的股份由个人买卖交易，这样资本市场就可以逼着中国的企业更注重效率、注重投资回报，而不是什么都做。
上市后的企业反而更加什么都投，原来要做扩张投资时，一些国有企业可能首先要从相应政府部门批资金，手续很多。可是现在，上市公司不再完全是国有的了，其投资决定不必都经过政府部门审批，而是由董事会批准，可董事会又不起作用。同时，中国的股民又不太关心公司经营的好坏，只关心股票价格是2块还是8块，并且也不一定知道什么商业模式最有利于赚钱。到最后，改制上市后的中国公司反而有更多资金，进行跨行业横向扩张。
本来，对于股市投资者来说，他们应该更希望每个企业都专注一个或两个相关行业，把这一两个行业做好、做精。如果跨行业投资更好的话，投资者自己也可通过分散投资组合来达到目的，而不需要由这些上市公司去完成。上市公司应该专，而跨行业投资则要留给投资者自己去做。
商业销售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公司总资产越少，需要的借债会越少，资本的回报率当然会越高。
妈妈强调的是，不管我的堂姐、表妹是好还是不好，人有意思还是没有意思，不管跟她们是否谈得来，够不够交朋友，交流时有没有兴趣火花，有没有心灵上的默契，我都必须喜欢她们，没有选择。为什么有了血缘关系，我就必须喜欢她们呢？这跟交朋友不一样，因为交朋友时，我有选择的权利，喜欢、谈得投机我就交朋友，觉得对方人很好我也可以交，但这是完全自愿的选择。我真不认为，我跟表妹、堂姐有血缘关系，就必然意味着我跟她们能合得来，相互能有默契。这不一定的，甚至我觉得自己交的朋友更有意思、更近。
你说的有道理，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的信赖基础的问题。短期内，你可能觉得自己主动交的朋友很合得来，也更近。可是，时间久了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朋友间的关系往往难以长久一—正因为双方都能自由选择交友，也当然能自由选择解散。久而久之，这可能造成某种人际关系上的不信任感。
相比之下，血缘关系是没有选择的，是生来就有的生理关系，抹也抹不掉。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没有选择的关系可能反而使亲戚间的关系更可靠，因为其信任的基础是无条件的、永久的，这就使亲戚间的互助基础更牢靠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社会里，在解决人际间信用交易的制度架构还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人们更多依赖血缘这种天然的东西来强化人际关系的信用基础。所以，在中国有了儒家文化，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家族结构，并以此来组织整个的社会结构。
可是，为什么在美国，整个社会关系不一定由血缘决定呢？我不是说血缘关系不重要，但不该是唯一决定人际信用基础的东西。在美国，血缘也重要，但不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我的经历告诉我：在许多情况下，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值得信赖，值得尊敬，值得交朋友。而即使有血缘关系的人，也不意味着我必然会喜欢她、信任她并跟她亲近。
这跟美国社会的法治发展有关，特别是跟基督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有关。正如你知道的，教会里有教友，也有教父母，他们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因为都是基督教徒，所以在上帝面前属于同一个家，只是那个家是以信仰为基础，而不是以血缘为基础。正因为这一点，在美国，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陌生人之间，也照样可以有信任，有长久的友情，这样，血缘才不一定是一切。我也同意，由血缘建立的社会结构不一定是最优的，只是多数社会还难以发展出更好的替代方案。不过，如果社会中只有亲情才能信任，那么，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就很难进行了。
这就是我对投资中国不怎么看好的原因，因为公司做大的过程中必然要雇用很多人，彼此间必然有很多的合作，也就需要很多的信任，你把钱投给他们也需要很多信任，而雇用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跟自己有血缘的人。那么，在这些公司扩张、招人的过程中，如果大家、整个社会的人只习惯相信自己的亲戚，他们怎么可能相互间合作得好、信任得好呢？在这样以血缘组建的社会结构里，很难发展出真正成功的规模性大公司。
中国什么都以年龄决定，干什么都得论资排辈。我不明白，出生的早晚，对一个人的地位和影响力会如此重要吗？比如说，在中国，大人从来就不会把小孩的意见当回事，小孩跟大人讲话时，大人从来就不会真正地听，大人完全把小孩排斥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有时候，中国的大人装着听小孩讲话，但实际上从来不会真听。在美国，就不是这样，小孩的意见经常会被接受。在中国，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以年龄来定其言论的重要性。为什么一个40岁的人必须听从，50岁的人呢？为什么小孩的意见就不能听呢？
在传统社会里，没有大学教育、没有许多书面传授的知识，人们都是靠经验来做判断，基本都要靠每一代的亲身试错来领悟世间的事物；再加上那时候的社会和生活状况变化很慢，没有太多新事物、新技术，所以，年纪越长的人，经验就越丰富，就越有智慧，大家多听他们的没有错。
不过，到今天大变化的时代中，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社会生活与工作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延伸，老年人的确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快地追赶时代，对许多新鲜事、新技术可能根本无法入门，对异族、对他人社会文化的了解可能也无法与年轻人比，所以，你说的对，在今天的世界上，年龄已经不是能力和知识的标志，两者的相关性甚至已经是负的，越老的人可能对现在的世界越不懂了。小朋友对新技术、新文化的了解和接受力反而最强。
尊老爱幼，有它的道理。但是，不能说为了尊老就可以随意地损幼。妈妈说，大人说话时，小孩不可以还嘴，不可以插嘴。但她怎么不说，小孩说话时，大人也应该听：也不能还嘴、插嘴呢？长幼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关系，不可以不尊重小孩。在中国社会，小孩，甚至年轻人没有发言权，不受到尊重，使得整个社会缺乏活力，不善易有创新，也不能培育全社会的思辨能力。处于这样社会里的企业，其长久投资潜力怎么会很高？还有就是，中国社会过于势利。如果一个大人告诉我‘张三这个人很好’，当我问他‘你为什么觉得他很好’，他会说‘因为张三上次帮过我’。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人好坏的时候，更多是看这个人有没有给过自己好处，而不是看这个人本身怎么样。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看到的不是别人这个人，而是利益。
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的组建基础等，对商业模式当然有极重要的决定作用，因为现代投资者最喜欢的是业务的可复制性，最好是大规模的可复制性，这样公司就有巨大的增长前景。而增长前景是否能实现，又取决于这个社会里的人们是否有基本的信任基础，是否在血缘之外仍然存在起码的诚信基础，否则，一个企业业务的可复制性潜力再好，也难以组成相应规模的团队去实现。
投资者看重的另一方面是创新潜力。如果一个社会里，年轻人和小孩的地位总是最低，没有足够大的发言权，那么，年轻人再聪明、再有创造潜力，他们的机会和资源也会很有限。
我们当然很习惯以血缘、年龄建立的社会秩序，把“三纲五常”作为大家的行为规范。但是，血缘和年龄都是人无法选择的，完全由这种与生俱来的因素为基础构建的社会秩序，难道真的能“最好”？时代变了，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似乎也该变了，基于自由选择的社会必然是以契约规范的社会，而不是以血缘、年龄规范的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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