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一首诗通常是怎样完成的？修改多吗？好的诗篇是修改的结果吗？
通常来说，在写作之前我往往感到了某种情感的、精神的东西或是几个相关的词及句子。但诗歌是只有在进入词语后才真正产生的。这样的写作过程必然伴随着修改，何况那诱惑着我们的诗歌，又总是在它不在的地方。因此我不相信那种“一口气”写下来的东西，而且也从来不喜欢“流畅”。相反，我喜欢写作过程中的障碍——与其让语言的轮子漂亮地空转，不如让它吃力地接触到大地上。也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在一些优秀诗人那里所发现的“难度的设置”。诗意的呈现，尤其是诗歌可能性的呈现，总是伴随着对某种难度——有时甚至是一种“看不见的难度”——的克服。因此，让我们在别人（或我们自己以前）轻易就滑过去或绕开的地方停下来，或者说，让我们以一种有别于竞技的方式来进入诗歌的地带。
对于你，诗歌中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在诗歌的技巧方面，你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吗？
诗歌写作中最大的难题是语言，人们通常所设想的“技巧”是非常次要甚至是不存在的问题。语言问题集中了一个诗人所有的焦虑。在散文那里，凡是能说的都能说清楚，而在诗人这里，要达到一种他所设想的诗歌的“言说”，这几乎是一种不可能：不是语言迫使他意识到他自己的限度，就是他迫使语言做起它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但是因此卷入与语言的“搏斗”无济于事，那种刻意的、自以为聪明的语言实验也从来没有给我带来过对语言的领悟。我相信这只能是一种“功到自然成”所达成的境界，甚至不以诗人的主观意志所转移。一方面，我们笔下的语言似乎永远达不到所设想的程度，但有时，语言突然间向我们奇妙地展示它自身——而这种“神助”，只能出自一种语言达到成熟时的突然一跃。
诗人与诗歌，在根本上就是这样一种与语言的关系。他的“焦虑”也正是他的“使命”所在。人们（或者说整个民族）只是在使用着语言，而它却在向诗人提示它潜在的可能。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诗歌几乎就是一种“未知的语言”，它只有经过一种严格、深入、有时是出其不意的写作才有可能将自身呈现出来。经过伟大的诗人或一代诗人，语言从日常格局中脱颖而出，它达到一种无以名之的境界，它仿佛再生了——这即是一个诗人的语言梦，纵然在实际写作中他会一再地碰上他的限度。
“人与世界的相遇”是你的一本评论集的书名，它可能也是你的诗歌理想，至少在某一阶段。“人与世界的相遇”必须通过诗歌来达成吗？
“人与世界的相遇”至今仍可以说是我的“诗歌理想”，或这一理想的某一说法。我一直不主张诗人过于封闭在他的主观性之中；在我看来，诗歌永远是人与世界相互演变（在语言中）而成的一种境界。与一些人理解的正相反，诗人们要做的，不是所谓“自我表现”，恰恰是不断地将自己置于人类生活的无穷之中。
不过这一切比我以前所想的要更为深入。人与世界相遇，具体到当代写作，这还意味着一个诗人对当下生存的进入以及对他自己的时代所做出的反应。因此，这一切比古典诗歌中的那种“相遇”要更为尖锐，也更为复杂。例如米沃什诗歌中那种对“政治”及“二十世纪历史”的处理，请注意我在这里使用的是“处理”一词，一种比“介入”更能导向开阔语境的语言姿势。实际上我从来不去读什么“政治诗”，但是如果一个诗人在对政治、历史的处理中透出一种对人类存在的广阔视野，并由此打开一种诗的可能，那我就不能不服。的确，这是一种更为成熟的诗歌的构成。“纯诗”是对诗歌语言的要求，不应导致题材或素材上的洁癖，更不应成为某种划地为牢的口实。而一个诗人听到的召唤，永远是把现实转化为语言，使存在成为一种诗的可能。
另外，这种“人与世界的相遇”，当然只能在语言中进行。狄兰·托马斯把《圣经》中的第一句“太初有光”改为“世界的开始是词”，这昭示着另一种伟大的进程；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神与物游”，实际上也是人被语言引导，人进入语言，由此对抗着存在的被遗忘，在语言活动中恢复与万物、与精神的联系。而这一切，要求于一个诗人的，就不是所谓“介入现实”，而是进入语言。的确，在世界的开始只能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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