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一个中国诗人在欧洲的处境？你到过西方数国朗诵，作为诗人在中国的活动与在外国有何不同？
中国诗人在外面的已有不少，各自的情况不一样，但我想他们对“孤独”的感觉可能相同。撇开个人情况不谈，这在根本上源于汉语诗歌在另一种语境中的“失语症”，或者说源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孤独。有一次当我听到有人称中文为一种“地方语言”时，很受刺激，但情况又的确如此。汉语作为一种诗性语言固然伟大、美丽，但作为一种世界范围的交流语言，几乎不可能。正是由于这种语言的限制及文化上的隔膜，致使中国文学无形中被排除在某种“中心”及“视野”之外，从而成为一种偏远的外省语言——纵然人们时时会不无好奇地到那里采猎一番。
所以作为个人必然会为这种整体状况付出代价，这是他们的命运，他们——在欧洲，在西方的中国诗人们，必须接受。即使经常被请去朗诵，或是作品被出版介绍，也不过“梦里不知身是客”罢了；时间一长，他还会发现他成为了双重的局外人：他现在所难以进入的西方与回望中遥不可及的故国。而后一种情况，不仅是孤独，而且是需要他全力去克制的某种更深刻的恐惧了。
因此可以这么说：对于任何一位中国诗人，真正的考验是在出来之后。正是在这一艰巨的“天路历程”中，他才有可能对诗歌有了一次更具有实质性质的进入。某种在词语中早已开始的“流亡”，现在进入到它的现实空间，正是在这一转换中，一个诗人才有可能更深切地体悟到他自身存在的根本命运（如卡内蒂所言的“我只有从我的恐惧中才认出自己”）。当然，我这样讲只对那种冥冥中自有“神助”的人有效。
至于对西方当代诗界，要谈的很多，但在这里我只想谈它“安静”的一面。的确，在欧洲似乎并不存在像中国那样热闹的“诗坛”，沃尔科特在伦敦“南岸中心”朗诵完后（这是他获诺贝尔奖后第一次来英国朗诵），并没有一大堆诗人、记者什么的簇拥着，只有一长队读者在静静地等着他签名。一个刚从中国来的诗人或许会不习惯于此，但是当诗歌来到一个“边缘”，它会发现那里正是它本来的位置——而在这之前它与时代的纠葛与混战倒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的确，这就是卡夫卡、里尔克、叶芝的故乡，它那从深处透出的文化意蕴，也使我安静了下来。而在这之前，西方对许多中国人来讲的确是一种“幻象”，从它的政治，到它的诗歌。但我想只有把它“看破”，我们才能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我感谢欧洲，正是在它的这种“安静”中，我想我才有可能经历了一种无名的再生……
读书对于一个诗人是重要的吗？你的写作是否跟读书是紧密联系着的？你从书本中得到了什么？
读书当然重要，尤其是那种深入的阅读，它意味着的是对“钟的秘密心脏”的进入（这是我正在读的卡内蒂的一本书的书名），是掀开内心中淤积的时间泥土……我爱我生命中那些秘密读书的日子。写作于我，从来就与这种对文学的“秘密的爱”连在一起，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读了什么马上就去写什么。
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秘密的营养系统，或者说存在着他自己的对应关系。坦率地讲，我从不信任那些从不读书的人——纵然他们再有“天才”，他们仍在文学之外。我想，这即是我的一个基本信念，即只有从文学中才能产生文学，从诗歌中才能产生诗。荷尔德林在里尔克和策兰那里要求着再生，而埃利蒂斯为了他自身的存在不得不把荷马再一次创造出来……一部文学史，无非就是文学自身的这种不断重写和变通。而一个诗人如果脱离了文学的这种“重写”或者说“被写”，他就不对文学构成意义。因此，我从不认为我的写作就是一种“创新”，我只能视它为一种对于文学的敬礼，一种“还愿”——为了它的养育之恩。同样，我记得圣琼·佩斯一篇演说辞的题目就叫“为了但丁”，而不是“关于但丁”，或者更为低劣：我与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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