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谈你心目中的大师。这种大师级的诗人对于你（或我们）是一种激励呢，还是种障碍？
现在我很少使用“大师”这个称呼，除非在某种特殊的语境下。的确，存在着一些真正杰出不凡的、一再提升着我们的诗人，但这种诗人并不多。我们称之为“大师”的，往往只能部分地是（例如博尔赫斯）。
而这几乎已成为中国当代诗界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大师”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氛围”。诗人们竞相形成一种气度，对此请看看他们说话的口气与做出的姿态即可。但是，这种“仿大师”却忽略了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的更重要的因素——而那是什么？
的确，大师已成为“幻象”或“神话”，不破除这种幻象，就很难说真正进入了诗歌。我在上面曾谈到文学自身的“重写”问题，即文学的存在会一再地要求再生、对应与改写，以成就它自身。有时我甚至感到在文学的发展中还存在着一种所谓“灵魂转世”——当你从李商隐那里认出你的“前世”，或是在叶芝那里感到了一个你所秘密熟悉的灵魂，谁说这不是一种可能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诗歌终归是精神的领域，因此只能取一种心灵的尺度。如此，一个虽然不“大”但却极其优秀的诗人，如保罗·策兰，就有可能对你产生比“大师”们要重要得多的激励；即使呼应大师，也能透过其气度与规模而直达其内在的灵魂。诗歌就是这么一个精神感应、同气相求，不仅是技艺更是内在灵魂在决定一切的领域。
对你来说，写作是一种怎样的活动？它在你的生活中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
我不是一个每日必写的诗人，因此很难说写作在我生活中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我是在经常地、下意识地逃避写作，因为它对人的正常生活是一种剥夺和摧毁；或者说对终生要写的东西保持沉默，一再推迟它的到来，却时不时开出一些不经意的花朵来。
话虽这么说，一旦我感到了某种召唤，我就只能“中断”我的生活而进入写作，因为不这样就更加不得安宁。我相信几乎每一个诗人都如此，那就是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相互分离：作为一个人他要生活，但是作为一个诗人他又不得不去写作……神学为解决这一矛盾而创造了寺院，而诗歌呢？
因此我经常感到自己是一个欠了债而又无法偿还的人。这使我愧对诗歌。当电影《莫扎特》中莫扎特的妻子问他为什么还不着手写那支《安魂曲》时，莫扎特的回答让我暗自惊心不已：“写出了这支曲子我会死的！”纵然如此，又必须去完成，必须把自己不再保留地交出去。的确，这正是我所说的那种“欠了债”的人。
写作的过程愉快吗？在写作中，你希望的是尽可能快地完成还是尽可能地延续？你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
似乎我从不考虑写作是否“愉快”这个问题。问题在于它是否出于一种“必要”。如果写作出于必要，即使它艰难，我们也不得不把它深化下去。我经常在怀疑写作的意义，但有时，当这种写作深入到某种境界，似乎在无意间惊动了上苍（或“语言本身”）时，我就感到了一种无以名之的颤栗——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想说我有了一种蒙受神恩的喜悦，但我要说是写作本身达到了对它自身的肯定。
我经过这种时刻，但我并不能复制它。因此写作（诗的）每次都处在一个生死不明的起点上，而成为一种对“天意”的试探。而这一切和你个人的痛苦或愉快已无关系，因为开始时是你在写诗，但接着就是诗在写它自己——它有时甚至还会回过头来抹去你在开始所“表达”的东西。这就是诗歌的“写作”：你只要深入其中就会被诗歌本身的那些东西所支配。看来一个诗人对语言的欲望，只能在诗歌之外得到补偿。
至于写作的快慢，这里不谈具体的。我总的想法是：在一个“加速度”的时代，写作应该慢下来。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与一个喧嚣的时代“同步”，而是进入到诗歌自身秘密的领域中。我欣赏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艺术以对抗时代的进步而获得它自身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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