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的由来

“汉奸”一词最早大面积使用是在《清史稿》里，原意是指出卖汉族利益的败类。道光年间西方列强入侵，“汉奸”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此时的“汉奸”多指的是背叛国家，为洋人效力，从事刺探情报等破坏通敌活动的中国人，其所损者乃中国之利益，比较接近今日的说法。这样看来，鸦片战争可算是出产汉奸的开端啊。

皇权社会中，天子都是至圣至明的，虽然皇帝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利，也貌似对所有事情负责，可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千百年来儒家“礼”的教导，导致人们最激烈的纷争和批判也只限于大臣，尤其朱元璋杀胡惟庸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君臣之礼”，除了皇上其他都是皇上的奴才。那么这样一来，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是“用人不周”，让奸臣去承担责任，那真的算是最方便快捷的了。

如果你是道光皇帝，从来都是以“天朝”的视角看待其他国家，那么“剿”肯定是对于这些入侵蛮夷的唯一办法。这时候，琦善竟然私自丢掉香港，这种奇耻大辱的事情发生，道光怎好向列祖列宗交待。那么一定是他的错，是他欺君罔上，才导致我大清遭受如此大辱。于是革职抄家，定罪斩监候。关于这点，之前已详细描述，冤枉归冤枉，但他可是第一个“汉奸”了。

这第二个汉奸要数广州知府余保纯，英军攻下广州城，在三元里遭遇了浩浩荡荡的农民抵抗，英军司令义律赶紧找来余保纯，以再次炮击广州为威胁要求驱散民众。其实当时余保纯有请示过奕山，要不要乘机协助民众捉拿义律，以此为人质逼英军退兵。奕山太清楚双方的实力悬殊了，万不敢轻举妄动，只能让余保纯劝导义民，化解了冲突。但是民众并不这么认为，战后3个月，广州开文童试，余保纯坐轿而来，文童哗然，宣称：“我辈读圣贤书，皆知节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在众怒难犯的情势下广东巡抚怡良只得勒余去职。这应该是近代史上最为典型的“汉奸”了。

一个自大的民族是不会承认自己会输的。如果输了，那么人们会自将他们心中的希望，转系于民众的自发力量之上。由此因情报的不确切、不真实而误导出来的种种传说，自然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滋长的营养。若非如此，人们岂不是要走到承认失败的绝望境地。

其实从最简单的出发点来说，三元里抗英是“保家”，而并不是“卫国”。起码在晚清的时候，整个中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衣食足而知荣辱”，民族主义只存在于知识分子阶层。这就解释了鸦片战争期间，尽管英国人和大清打得不可开交，但是在广州城内的百姓该生活依旧生活，甚至因为英国人讲信用，还主动跟洋人做起了买卖，保证了英国军队的一部分补给。以至于后来英国在跟大清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专门有一条

“凡系中国人，前在英国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伺侯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谕旨，誉录天下，恩准免罪。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者，亦加恩释放。”

用来保护那些和英国人有过往来的中国百姓。

任何一种史料无不具有政治和时代的烙印，近代史史料尤其如此，倾向性特别强。对比一下大清对待“汉奸”的态度，和英国人对待中国百姓的态度，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