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苦役,也是一场惑与觉的修炼,只要活着,我们就永远在路上。因此,不必害怕偶尔的迷思,既然上帝赋予了我们头脑,那就好好珍惜它。其实真正可怕的,也许是没有迷思,当然,也可以解释为另一种幸福——猪的幸福。
所有的迷思中,两性世界大概最为复杂,所以才催生了那么多说不完的话题,看不完的剧情,写不完的感喟与唏嘘。在这个最复杂的人性迷宫里,迷思永在,惑觉永在,因此才成就了世间的情天恨海,诸多悲欢。
永远有当事者在自问,旁观者在权衡:清醒一时与痴念一世,究竟哪个更值得?这样的问题永远没有标准答案,大概连上帝也犯糊涂。因为幸福,没有可比性,永远是一种个人的自定义。
有本书叫《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作者约翰·格雷是一名心理学博士,他想借此比喻说明男人女人本就分属不同的物种,染色体的本能差异就已天然地导致了两性认识理解上的诸多盲区,我们唯有认识自我和对方,学会共同成长,方可减少误解和偏差,达成婚姻的和谐默契。
客观地讲,即使撇开性别歧视和生理差异,仅从精神层面来看,女性的标签也免不了这样一些关键词——感性、虚荣、肤浅、痴怨、神经质、动手能力差,缺乏判断力。但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相信、耐心、忠诚、钟情、专一、灵修、了悟,这样的精神气质使得她们显然更接近艺术,宗教和上帝。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认为,就一线作家而言,当代女作家作品中的性描写至少要比男作家超拔、诗意得多,她们更愿意把身体当成精神的载体,而非欲望的载体。这无关乎写作技巧,甚至也无关写作理念,类似一种本能,只是精神气质使然。相比之下,男作家则更加“形而下”。
有人说,男人的爱始于身体,止于头脑;而女人的爱始于头脑,止于身体。这大概是个永恒的悖论。于是永远有这样的始于青春期的困惑:对于男孩而言,为何友情不能上升为爱情;对于女孩而言,为何我拒绝了爱情,却连友情也一并失去了?
《红楼梦》剧照在这一点上,贾宝玉看得很清楚,所谓“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当然,也可以说,是曹氏看得更清楚。一部红楼,对青春好年华却红颜薄命的女子们的怜香惜玉,刻骨铭心,空前绝后。然而,也只能托付给文字,对于美好事物的香消玉殒,溘然而逝,除了感喟,我们又真的能做些什么呢?
许多神话传说中,也毫不隐晦地说明了女人的缺少理智。
在《创世纪》中,是夏娃率先受到了蛇的诱惑,然后才诱使亚当与她一起偷吃禁果,最后被上帝罚出伊甸园,俨然一个教唆犯和罪魁祸首。也因此,在俗世的观念中,人们用“美女蛇”来形容具有性魅力的女人,并喜欢用“女人祸水论”来解释男人的颓败,江山的倾圮,帝国的覆灭。言下之意,女人天生带有更多的原罪,因为她们更容易被性蛊惑而堕入罪恶,而美丽的女人尤甚。
然而,这里却陷入了一个悖论。
美是天然而客观存在的,而能否抵御诱惑,则是一个男人的主观选择,或对一个男人定力的检验,从而说明他们确实比女人更加理性。而在这个可以自证的好时机,男人却选择了“三千宠爱在一身”,“从此君王不早朝”,这剧情和当初夏娃受不了蛇的蛊惑而偷吃禁果有何不同?为何同样的事件,性别一旦变成君王,男人,评判标准也因此改变?
此时,代人受过的,承担性原罪和祸国殃民罪的,依然是女人,永远是女人。
可天然的美丽何罪之有?如果美丽是罪,那么世上所有的美景,美物,美食,美衣都是有罪的,而活动着的,具有情感,思想,温度和蛊惑力的,妙不可言的美女们,更是该死的。
若果真如此,男人们怕是又要因审美匮乏而急疯了。并非没有先例,中国明朝有“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古希腊有为了美女海伦掀起的“特洛伊战争“。
女人非理性,无非生儿育女,男人非理性,则刀兵剑戟,究竟谁的原罪更大?
潘金莲《金瓶梅》和《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完全被物化为一个蛇蝎心肠的奸妇淫妇形象,被称为“痴婆子“,“痴”源于“贪”欲和“贪”念。对于犯了“贪”念的淫妇,唯有置之死地而后快,因此,大家都认为罪有应得,没有人关心她的内心诉求,即使是被贩卖,即使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也唯有恪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道德标准。
如果说潘金莲勉强算是死有余辜,而选择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虞姬又如何呢?男人兵败之前,先手刃女人,美其名曰免落敌手,免受敌辱。没有人认为不正常,没人去问那个女人究竟怎么想,她必须,也唯有心甘情愿地赴死,并以此为荣。
《霸王别姬》遂成经典绝唱,虞姬成了霸王伟业的一道风景,在四面楚歌,生死攸关之际,女人再一次用自己的血,染红了英雄的羽翎。
号称“秦淮八艳之一”的明末名妓柳如是,与一代名儒钱谦益相知相恋,当面临降清被俘,柳欲与钱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谦益硬拽了回来。钱最终选择了腼颜迎降,奈何最后还是被翻案治罪,锒铛入狱。此后的岁月,一代名妓为这个贪生怕死的男人奔走呼号擦屁股,无怨无悔。
“白蛇传“、“董永和七仙女“、“牛郎织女”等爱情绝唱,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女人对男人,对爱情的“痴怨”和“执念”,连修炼千年的妖精、神仙都不能例外,何况凡人女子?这些神勇的女人,直搅得天上地下,人间妖界一片混沌,可细看那个所托之人,无非一介凡夫,乏善可陈,不但百无一用,甚至智商低到时时好坏不分。
这便是女人,我认为好,那就是好的。哪怕是被蒙蔽了双眼,无所谓,跟着感觉走,不欺心,活在自造的幻境中,便以为是天国的幸福。像一个必须靠上帝活着的信徒,视爱情为宗教,用一生去赌,运气好的,看见了天堂的微光;运气差的,明知是邪教,被控制,绑缚,却也只是认了,别无退路。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从“贪”图荣华富贵到“痴”念金钱和小叔子,再到因情欲无法满足而“嗔”怒,终至变态,整个一个女性丑陋的活样本。尽管也有人掬几把同情之泪,但多数认为她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色戒》剧照自古有“痴心女子负心汉”一说,负心汉没有受到谴责,倒是痴心女子成了笑料。《色戒》便是一个关于女人葬身“痴”念的故事,爱上对手是杀手的大忌,命运的劫数。说易先生完全不爱也不公允,但相比之下,身体多于精神,套路多于情感,理性多于感性,因此入戏出戏都从容自若。不像女人,爱了,是福是祸,是福祉是劫数,全都认了。
而以孤傲著称的张爱玲,初遇胡兰成时说:
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
而身高差张一个头的胡兰成却说了一句暧昧又极具攻击性的话:
你怎么可以那么高?
这句话充满了暗示与暧昧,貌似得体,却又充满了进攻意味。这就是许多男性文人的追求策略,知道女人的七寸,懂得如何一剑封喉,一语致命。
张爱玲不忌讳出身、身高、婚史,仪式,甚至也不在乎自己的“小三儿”角色,反而还很享受。对于一个不需要男人养活的女作家来说,个人空间更重于名分。
名分可以忽略,但名分之外的内核,终究无法忽略,它就那么残忍地摆在你面前。但对于看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她,也只是说: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而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
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看到后面一句,我的泪就下来了。倘若寻了短见,免不了要增加他人的罪感,所以先告知别人放心;倘若能够再爱别人,也算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解脱安慰,但终不能够。
即便如此,这个与姑姑合租房都锱铢必较的上海女人,依然在胡落难之际奉上体己钱。
《罗丹的情人》剧照法国大雕塑家罗丹,58岁时遇到了20岁的卡蜜尔,这只老狗熊随即占有了她的身体,窃取了她的才华,最终将她送进了疯人院。
对于爱情,多数男人视为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点缀。女人则押上一生,希图上天入地,修炼成仙。“只羡鸳鸯不羡仙”,更像是女人说的吧。就像俗世眼光衡量一个无论多么成功的独身女人,终究是残缺的。而那些沉溺于相夫教子的小女人,却往往让男人夸赞,女人艳羡。
文学史上,艺术领域,已故的,活着的,许多具有传奇色彩的女人,如果没有漫长坎坷的情路历程,好像真的不足以语人生。但用庸常的幸福去换写作的灵感,应该永远不会是正常人的初衷。只是性格与命运,互相成全罢了。
太过跌宕起伏的剧情只适合演出,真的身在其中,心累。何况再加上特殊年代的战火,乱离,身体困厄,穷愁潦倒,即使如此,也不一定有人同情理解你的处境。看过《黄金时代》,就有人恶狠狠地骂:萧红,那个饥饿的贱货!骂她的,同样是自以为觉醒了的女人,女高知。
其实公允地讲,精神气质无高下之分,惑与觉,生与灭,理性与感性,放下与执念,孰优孰劣?没有绝对标准,只能就事论事。倒是人类认知能力的高下,往往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自身和外界的理解程度,从而决定了我们心灵的宽广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惟愿我们在自我修行的路上,能更加“戒定慧”,以达“觉正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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