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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苡先生在她的口述自传里，专门用一个章节讲述她在天津接受的基础教育。先生八岁即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那是一所教会学校，也是一所女子贵族学校——天津中西女子学校。先看看学校的设施就可以略知一二。一百年后一线城市里的示范学校该有的，教会学校样样齐全。教室宽敞讲究，窗明几净；中英文图书室、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钢琴室、绘画室、手工作业室一样不缺；大操场上转盘、跷跷板、秋千、排球场、篮球场、田径场，应有尽有。彼时西方的教会学校教育甫传入这片神秘而古老的土地，但那也是社会上达官显贵的子女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再看看教育的内容。除了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学校更注重人的素质教育。诸如家政课、心理课、恳亲会、演话剧等。作为女子学校，自有其时代特征。学校注重培养淑女。比如仪表举止方面，吃饭不许出声，添饭加菜不许离开座位，行走、站立、坐姿经常会提醒，下课了起身不能让椅子乱响。过道里不能乱跑，不能大声喧哗。等等。今天看来，这不就是常识吗？但在当时，在教会学校，却是日常的功课。
虽说是教会学校，但到了民国，也就烙上了民国的印记。有一门课叫“党义课”，由国民政府设立，主要讲授三民主义，进行党化教育，学生们对这门课，普遍的比较反感。以致后来，师生联合起来抵制，说是要教授治校，这跟她后来从西南联大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学校里师生的表现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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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原生家庭是封建地主与资本主义金融家的混合体，从祖父辈到父亲辈，多与银行业有关，而母亲由于出身的问题（母亲不是正房），对杨苡的要求就格外严格。她的家庭依然很讲究封建伦理，比如男女授受不亲之类，先生说她的苦闷来源于母亲的管束，她向往自由，而母亲则担心她受到伤害。所以，学校里的许多活动，包括社会上的活动，诸如学生游行请愿，不仅学校不允许，她母亲也不允许她参加。先生就像是生长在温室里的花朵，备受呵护，所以青少年时期，她多有叛逆。
班上虽然多是民国各军政要员的子弟，但在老师眼里都是一样的对待，无论外籍老师还是华人教师。而且，学生里，也没有谁因为家里有钱有权有势就自觉高人一等，就喜欢炫耀、显摆，因为那样是被人瞧不起的，那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应该说，这样的贵族教育，真心不错。
青春年少，不能不涉及感情生活。大概从在中西女中开始，少女懵懂的情愫就一直笼罩在她的心头。比如，她对大李先生的感情。大李先生叫李尧林，是作家巴金的哥哥。虽然先生说她对大李先生的感情不能算是爱情，但我以为，她对大李先生的仰慕以及她后来到了昆明以后对大李先生的念念不忘，甚至结婚以后，心中仍然挂念大李先生，说不是爱情，好像也说不过去——这就算是我一个俗人的腹诽吧。
照先生的自述，跟哥哥杨宪益和姐姐杨敏如相比，她是最不爱学习的一个。所以她说自己本科毕业，是家里学历最低的一个，而且她是西南联大读了三年，又转到中央大学读了两年。她自小读书就属于不用功的那一类，跟着哥哥姐姐混，用她自己的话讲，就叫“好玩儿”。不过，她自觉“好玩儿”的人生态度，以及丰富多彩的一生却让徒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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