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在他的扛鼎之作"逃避自由"一书中提出: 中世纪的社会令人安全而不自由,现代社会自由而不安全,所以现代人宁愿逃避自由以寻求安全的庇护。如果人性不能适应自由所固有的危险与责任,它就很可能转向极权主义。
自由的暧昧: "逃避自由"也并非不是一种选择极权主义是一种控制欲的表现,是最大化权利的追求,权力使人着迷并非因为某一权力蕴含某些价值,而恰恰在于它是权力,其本质实际上是一种施虐者与受虐者共存共生关系的维系。权力欲是统治他人的非理性冲动的体现,它依赖于施虐对象,并将受虐者视为达到目的的工具。施虐-受虐在领袖与信徒关系中的表现发挥的最为淋漓尽致。它要求个人绝对屈服于具有绝对权力的国家或统治政体,以其目的为目的,建立起一种臣服依赖关系的坚固纽带。施虐倾向常常披上理性的外衣,以爱为伪装,并将其行为正当化: "我统治你是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必须绝对服从我,我有权力从你那里得到我想要的一切。"
于受虐者而言,深感个体的渺小和无能为力,依附于一种体制, 臣服于领袖,逃避自由,将自己与数百万(亿)有同样情感的人连为一体,由此从中获得某种虚幻的安全感; 人放弃自我,伪自我取而代之,身份丢失,牺牲个人,从而将个人置身于一种极不安全的状态之中; 弗洛姆经典地指出,顺从源于人的天性,逃避自由的倾向深深根植于人的生存处境中。面对这种情况,个人没有讨价还价的自由,这就是人的命定,无法逃避,个人仅仅能够做的就是在两个互相冲突的答案中选取一个,而且不能放弃,因为放弃就是一种投降主义,也就是一种选择。
施虐者所秉承的权威主义思想的普遍特征就是坚信生命是由自我、兴趣及愿望之外的力量决定的,唯一可能的幸福即在于臣服于这些力量。普通人难以忍受不被一个更大的群体认可和接纳,而这无形中为逃避自由开亮了绿灯。诚然,"领袖是首先享有权力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众施虐满足被剥夺了…" 倒退至一个不公平、不自由的社会,此趋势似属必然。
悲观吗? 弗洛姆指出: 人类的历史是个体化不断加深的历史,也是自由不断增大的历史。追求自由并非一种形而上学的力量,也不能用自然规律来解释; 它是个体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进步的规律。权威主义制度并不能抹杀人追求自由的基本条件,也不能消灭源于这条件的对自由的追求。
在弗洛姆看来,现代人在走向自由的途中,摆脱了前个人主义的束缚,却未能获得个人自我实现这一积极意义上的自由,这就是说,他的理性、感觉、激情和潜能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自由给寻求人带来独立和理性,同时却又使人变得孤立而无所依靠,导致了深深的焦虑和无能为力感。就像一个贪心的人,他怀抱着西瓜又想拣地上的芝麻,结果拣到了芝麻丢了西瓜,什么都没有得到,却又使自己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
弗洛姆没有空泛地赞美自由是个好东西,在他看来,自由的含义是暧昧不明的;摆脱束缚的人获得的自由是片面的,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而真正积极的自由,存在于人的自觉地实现自己的潜能的过程中。
个人必须决定是把自己的命运要么交给各种形形色色的非理性权威,要么把自己交给理性,为自己规定生活目标和人生追求。这个选择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个人要么放弃自我以及自己的独立性,让权威们为自己做主,成为一个没有头脑的盲从者,要么自己听从理性的安排,追求自己的人格独立和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让自己和自然、他人和谐相处,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阅读此书深悟个中道理,唤起内心的觉醒,其现实意义重大非同凡响。弗洛姆的研究有着广泛的人学意义,给我们对人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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