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伯伦曾经意味深长地写道：“把手指放在善恶交界之处，就可以碰触上帝的袍服。”作为一个研习法律，并且立志以法律为业的人来说，我常常以此至理名言作为自己的勉慰之语，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法律之上的法律人思考”。当我开始潜心研读法律经典之作，当我开始笔耕不辍，尝试着书写与法律有关的文章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会有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知道，法律人就是“把手指放在善恶交界之处”的人，因而，法律人就是“可以碰触上帝的袍服”的人。是啊，法律人，轻者，定纷止争；中者，断人毁誉；重者，判人生死。那善恶之间的定夺以及生杀予夺之大权，本该由上帝执掌其权柄，而如今由法律人取而代之。试问，法律人岂能不戒之慎之？
纪伯伦之言，可谓是深之切之。法律人员本应是“正义的守护神”，而今却做了“私利的先锋官”。如若法律人连尘世的基本职业道德都不能遵守，何谈对法律的信仰？何谈对事业的忠诚？理想与现实之间固然有难以逾越的差距，理论与实践中间也固然有难以弥合的差异。但是，现实不能吞噬理想，实践也不可抛弃理论。在法律人的面前，最不能容忍就应该是：理想的图景完美绝伦，而现实的状况却是冷酷无情；理论的演绎美妙周全，而实践的情形却是漏洞百出。对于在不同工作领域的法律人而言，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以及其他法律工作者，都应该有“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的内心召唤，都应该有“碰触上帝袍服”的戒慎恐惧。
当然，从事不同职业的法律人，实际上他们所面临问题背景并不相同。就比如说法官与检察官这两类法律人而言，不同的制度背景，由此而生出不同的问题。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这两类法律人分别走入了法院系统与检察院系统。因而，这两类法律人就有了法官与检察官身份上的分野。
一般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差异之一就在于法律属于“他律”，而道德属于“自律”。因而，我们可以首先选择“他律”的程度来说明法官与检察官的现实问题的差异。一言以蔽之，检察官的问题就在于“他律过剩”，检察权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它实际上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混合。因而，在现实情形中，检察权极容易受到行政权的侵蚀，甚至是操纵。这也就很可能导致检察官在面对政府层出不穷的弊案而束手无策，无能乏力，进而丧失澄清吏治，反贪防腐的功能。
而法官所面临问题则有点相反，即“他律不足”。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这是千古不易之理，政治人物难脱干系，而法官也不会例外。而在“他律不足”的情形之下，法官自身的素养与品格就会成为正义唯一的保障与守护。因而，与检察官在面对政府弊案无能为力相比，法官更突出的表现在于因为素养与品格的不确定而导致的“参差不齐”的结果。
事实上，“他律”的“恰如其分”的状态是难以实现的，而所谓的“他律过剩”与“他律不足”则往往会成为常态。在这样的时候，法律人个人的素养与品质就显得十分的关键。当然，我并非表示制度不重要，我想说明的是，即使是纷繁复杂的法律制度也是由人设计完成，并且也是由人付诸于实践的。尽管素养与品质，听起来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但这些却是构建法律人的伦理与理想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事实上，法律的人的素养与品质在他们各自的职业中也会有所展现的，例如法官的一纸判决书，高下立判；律师的一场辩护，高低立现。总之，法律人，欲为上帝之事，就应该先修上帝之德。
法律人，应有碰触上帝袍服的戒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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