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到魏晋南北朝，中国人的姓名字数和特点经历了一些富有时代性的变化。
在西汉的时候，以单名为主，但并不排斥双名。双名大量出现在贵族之中，且更朴素地体现着起名的美好愿望，最常见的是期望健康长寿。
如：景帝的儿子有刘彭祖，窦太后的侄孙有窦彭祖，酷吏张汤的孙子有张彭祖。彭祖是传说里的长寿者，活了八百岁。
八百似乎还嫌不够，于是当时还有田千秋、韩千秋、田延年、韩延寿、李延年、毛延寿。
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时还有诸侯王叫刘万岁，可见万岁这个词至少在汉朝时并不只能帝王使用。
除了追求长寿的，还有希望无灾无难的，于是西汉也有：刘病已、霍去病、王去疾、杨无害。
这些名字从侧面反映了医疗卫生条件落后、人均寿命较短的时代特征。
到两汉交接、王莽在位的时候，下发了取消双名的一纸政令。原因是王莽是一位儒家的教条主义者、一位极度的复古者，他凡事都要从经典的教义来寻找依据，他坚持认为双名是不符合礼制的。
不符合什么礼制呢：避讳的礼制。举个例子，一个人的父亲如果是双名：建国。那他的儿子平时可以随意地使用“建”字和“国”字，只要不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使用。王莽认为这破坏了孝道。因此他要求所有人都必须使用单名，这样做子女、做下属的就可以更严格地执行避讳，来处处体现对上的尊崇。
王莽不仅在国内推行单名，还暗示匈奴单于也应该学习中国的文明礼仪，单于囊知牙斯因此讨好他，改名叫“知”。
这个政令导致了东汉、三国，甚至两晋时期数百年间，中国的史书里出现的人物，基本都是单名。单名最大的问题就是导致重名现象的严重。就拿王莽活着的时期来说，当时斗争的集团主要人物里，就出现了两个刘秀、两个王匡互相对立的趣事。
改变这一数百年特点，重新让双名进入中国人的习惯的，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力量。
首先是五斗米道，当时南方的贵族世家门阀，信奉五斗米道的很多。信奉此教的一大特点，是把“之”字作为名字后缀。
如王羲之，他的儿子王玄之、王凝之、王献之、王操之等。
与谢灵运齐名的颜延之，以及他侄子颜腾之、侄孙颜炳之等等。
正因为只是宗教符号，没有实际意义，所以可以父子同用而不必避讳。
再往后更多的宗教符号进入中国人的姓名，比如“道”、“灵”、“僧”、“昙”、“神”……
如上述的谢灵运，以及谢道韫、檀道济、王僧辩等等。
再比如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两位科学家：北朝的郦道元，南朝的祖冲之。
这一时期的姓名仍然体现着浓厚的时代特色，但至少从丰富性上，已经一洗王莽单名令带来的贫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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