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小波的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里，描写了一段血腥的故事。小说主人公“我”在只有十几岁的年龄下见证了文化革命中年轻人的武斗。在年青特有的愚蠢、躁动和文化革命的共同作用下，不同派别的年轻人之间发生了暴力。作者在书中写到，“一九六七年我在树上见过一个人被长矛刺穿，当时他在地上慢慢地旋转，嘴巴无声地开合，好像要说点什么。”年轻的生命在陨灭前的最后一刻才如梦方醒，血肉之躯的痛苦磨去了他对暴斗中另一方的仇恨，转而被自己将死的恐惧支配，并在绝望中感到无人帮助、徒待灭亡的可怕。讽刺地是，在当时的暴力环境下，这些年轻人对另一个人的死确实缺乏同情和哪怕兔死狐悲式的一点点思考。故事中的“我”正处在少年叛逆生长的初段，酷爱发明创造的“我”受到武斗的启发，造出了一台投石车，以强大的攻击力、高超的准确度和便携的移动能力打断了大量对手们的弹弓，将他们击得溃不成军。
故事中的“我”在革命时期慢慢地长大。在武斗阶段，“我”与一位女大学生姐姐走进了朦胧的初恋，但“我”从初恋中没有体会到太多男女之间的吸引与爱恋，而是依旧沉浸在武斗失败的痛苦中。由于公宣队解放军的介入，年轻人的武斗被迅速镇压，这些孩子们中最懵懂无知的一部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我”在经过多年变成一个中年人后，才感受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是一次注定的失败。年轻的、轻狂的生命遭遇了他们无法理解的时代，在暴力的升级中他们的血液变得愈发疯狂，他们诉诸于世界极端的武力，世界以一个个巨大锋利的齿轮碾向他们，他们的青春和血肉就此卷入其中。在经过许多年后，他们才能对当时激烈地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自己给出一个存活或死亡的解释。
时光行走到一九七三年，“我”因在文化革命中武斗受到处分，被分配进豆腐厂工作。在一系列的误会后，“我”成为了厂里的后进对象，并因此接受帮教。一个姓氏隐去名叫海鹰的女人走进了“我”的生活，开始在她的办公室里对我进行思想改造。孤男寡女的帮教在一次次谈话中产生了打情骂俏的味道，这得益于“我”谈话的艺术以及对海鹰产生的愤怒的压抑。“我”受制于海鹰，并利用自己的小聪明将一切苟活于文化革命时代的思维策略全部付诸于“我”与她的谈话中。这样做的代价是“我”要忍受一切不公和违背“我”的常识的现象带来的压抑。同样，海鹰也在经历压抑。这很巧合地成为了那个时代具有某种强烈压迫性特征的可能的证明。海鹰的压抑是她的幻想，她希望得到女英雄受到敌人侮辱式的对待，而“我”凭借精彩的辩论和幽默的思维当之无愧地成为最适合扮演给她以侮辱的敌人形象的那个人。因而，海鹰与“我”发生了战争般的性爱。在本书中，作者并没有详细地描写两个人对此事的心理态度，但从二人的关系中似乎可以发现一丝狎迫与反狎迫的意味。
“我”陷入了一种被动局面。“我”内心中的情感与思想并没有因为与海鹰的男女关系而产生太多积极的改变，这种状态的存在让“我”怀疑自己，但“我”却不敢去质疑文化革命时代。海鹰和“我”共同在那个时代中经历了心理的动荡，这种动荡是文化革命以无孔不入的方式灌入“我”和她的思维中，甚至是潜意识之中的。海鹰与“我”避无可避。
直到海鹰的一句话使整件事起了彻底的变化。作者在书中写到，“我和×海鹰被人看见以后，公司领导找她谈了一回话。回来以后，她一本正经告诉我说，以后不用再到她办公室来，我的‘帮教’结束了；那时候她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哭过。这使我想到她终于受到了羞辱，和在我这里受到羞辱不一样，不带任何浪漫情调。”海鹰告诉“我”，这件事对“我”和她“影响不好”。正是这句话，让“我”意识到，在这段压迫与扭曲的男女关系的最终，海鹰说出了合乎人之常情的话，这让“我”异常激动，因为这句话，“我”窥到了一段正常恋爱的可能，这恰好将击破“我”感受到的压抑，带“我”进入到一段美好刺激的恋爱中。作者写到，“就在那时我对她怦然心动。那时候我想把一切都告诉她，包括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那些不可告人的事。”在此处，作者强烈地讽刺了当时的生活，尤其是人们思想被钳制的状态。作者以“我”的一种近乎全盘陷入和被控制的思想状态为反讽，“我”以这种状态听到海鹰的一句合乎人性的回答后，“我”被迫压抑的正常的情感才得以汹涌地爆发出来。这构成了讽刺的升级与叠加。“我”的这种做法来自当时的生活对自己的逼迫，这种做法是“我”对当时的压抑的反抗。
文化革命时代带给了“我”压抑和扭曲，但“我”终于在一段男女关系的末尾发现了人性的出口，并由此钻了出来，获得了大口喘息的机会。但没经历文化革命时代的人无法感知，在那样一个求生的时代里，求生是否成为一些人永远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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