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个人自由与否，是大部分人比较在乎，并且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状态和境况。对于自由的定义、自由的正反、自由的边界，对于“怎样才能获得自由”等的讨论源远流长，除了在一些特殊历史时期外，几乎很少有过中断。

由于人的社会属性，个人的自由常常会干扰到他人的自由，同时也会受到他人的自由与环境的干扰。所以对于自由，历来存在着较多的误解，个人自由也是争议最多的话题。经过长期观念的碰撞，最终人们对于“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先要有自律，然后才能有自由”，“不危害与干涉他人自由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些理念给予了普遍的认同。同时对于写入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中的：“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的定义有了比较一致的公认。

但是由于社会资源的稀缺性，人的行为的“外部性”等刚性约束的存在，在社会实践中，自由远非理论上说的那么简单明了，黑白分明。除非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个与世隔绝的荒岛，每天自给自足地过着小日子，否则个人自由中的不少，多少会对他人的自由带来影响，给他人自由造成妨碍甚至干涉。世上似乎不存在理想中的与理论上的，丝毫不影响他人（不管直接或间接）自由，又彻底无害于他人的自由。比如张三在饭店楼上自由占据了一个靠窗的位置，饭店必定缺少了一个可供李四自由选择的靠窗位置。多了一个人驾车上路，必然会给交通事故与交通拥堵多增加一份可能性。所以最终人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减少个人言行给他人带来的干扰与危害。

让自由获得更加细致的界定，让自由的理念得以升级与刷新的，是出生在俄国（今拉脱维亚）里加，祖籍犹太，又在上世纪20年代随父母到英国定居的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

刘擎老师在他的《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介绍柏林思想的章节中，指出由于柏林的犹太人身份，使得他内心时常有一种“不在场”感觉。这种感觉，使得他“无法全然沉浸于此时此刻身处的环境，总是有一种抽离感”。这种继而扩展到一个人思考问题时抽身而出的习惯，使得柏林接触到一些和启蒙主流相异的，属于比较边缘的思想流派，这就促成了柏林一直坚持他的多元主义立场。由于他多元的视角，便于他把一些基本的概念进行拆分后重新定义，于是，历来比较引起柏林重视的“自由”这个基本概念，也就被他小心地一分为二。

今天的我们可以看到，柏林用“两种自由”的概念来划分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柏林认为，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当一个人是自主的或自觉的，他就处于‘积极’自由的状态之中。这种自由是‘去做...的自由’。而消极自由指的是在‘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强制，在行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

在柏林的思考中，“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于是，作为首当其冲，站在对抗枷锁、囚禁与奴役等非自由状态第一线的，无疑就是免受强制的“消极自由”。“这样在两种自由中，‘消极自由’也更接近自由这个词的最初含义”。于是，人们在平时更应该关注与保护的，就是消极自由。当然，对于少数被启蒙后依然真心习惯或爱好被奴役的人，他也有不去反抗枷锁、囚禁甚至奴役的这样的消极自由。

上述这种将自由一分为二的视角与技巧，这种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有所区别对待的方法，得到了很多关心自由的定义、在乎自由的实现并对自由的意义感同身受者的赞赏。因为这样的定义与划分，是将自由的基础给予了加固，并且让自由从初始的地方开始起步。其中的原因也不难想明白，就是只有当一个人有了“不做什么的自由”，才能够为他“去做什么的自由”腾出时间与空间。比如一个人先要具有不信仰基督教的自由，他才有可能具有信仰其他宗教的自由。一个人只有具有不信仰唯物论的自由，他才有信仰上帝的可能。而且，消极自由对于他人的干涉与危害也相对最小。

在此或许有人会问：那么我在家躺平，什么也不做，是否就是达到理想的“消极自由”状态了啊？但这样的提问，说明提问者还没有理解消极自由的真正含义。一个人在家躺平，衣食住行等的日常开支谁来提供？答案必然不是父母或家人，就是社会失业保障机构。但这种不劳而获的行为，实际上也就是在损害他人的自由。多了一个躺平的张三，也就增加了一位为了供养张三，需要付出额外时间与劳动，从而失去一部分自由的李四。所以在家躺平的自由，不能算是正真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只能算是“消极的非自由”。

当然，如果有一个人或者一对配偶愿意去无人岛生活，自己挖野菜，摘野果，或者开荒种地养活自己，自己制作日常生活用品，不向海里排放污水，一切自给自足，那么这个人或者这样一对配偶就是追求理想中自由的典范与勇士。然而，人类社会无论是在原始时期，还是进化到较为文明的阶段，除非特殊情况，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要知道，往往越是文明的人，他们的需求越是出离衣食住行等初级范畴。越是所谓的文明人，他们对于他人、群体以及社会的依赖，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往往会越是强烈。因为社会的进步，很大部分就是得益于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与交换。   

因此，文明固然为人们更多地满足自身的欲望与需求开辟了道路，但是在文明的地方，自由的社会性含义越是深刻，自由在其总量增加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异，自由的面孔呈现出五花八门，目不暇接的诡异与多样。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越是离不开个人的自律。

再者，正是因为相比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在解放个人的同时，给他人带来的干扰与损害最少，所以它更加值得肯定、鼓励与推广。而且，消极自由也更为贴合人们经验中对于自由的直觉，即一个人可以因此免受他人和外部世界的强制，所以它才是自由的基础和起源。也正因为消极自由的重要，所以当人们在追求“积极自由”的同时，需要比较地在意，避免因为自己有“做什么的自由”，去干扰与损害那些跟你没有契约合作关系的人的“不做什么”的自由。

最后，不管是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不但是对于他人而言，而且是对于追求自由者个人，都具有它们需要付出的代价。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只有正面效应，没有负面效应的事物，自由也是同样。比如人如果具有不去锻炼身体的消极自由，那么他一般就要承担健康水准偏低的结果。人如果选择不成家的消极自由，那么他就需要忍受比具有家庭者相对多的孤独和寂寞。人如果接受不打传染病防治疫苗的消极自由，那么他也就需要面对感染几率和重症几率提高的风险，当然他同时可获得一丝免除疫苗副作用的安全几率。又比如有人爱好登山运动，那么他就要承受膝盖损伤的风险。有人爱好去大海冲浪，那么他就要接受溺水的可能性。如果能者多劳，那么被别人挑刺的概率也就相应增加。如果一个人行动太积极，做人太特立独行，就会让消极与落后者产生不适而找来怨恨。总之，世界上的事物大多符合成本收益规律。

自由是艰难的，自由既关乎灵魂，又离不开物质，非单靠个人能够达成，还常常需要一定的分析与操作技术来保证。同样或相似的自由，在不同的地方，给每个人所带来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并且常常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价值主观，人性诡异、多面与复杂，所以有人因为自由生，也有人因为自由死。把自由视为生命的人，有时会为了追寻自由而死；把自由视为瘟疫、千方百计逃避自由、甚至爱好被他人奴役的人，又会因为获得了自由而亡。但正因为自由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是一门高技术含量的活计，自由的概念也因为其常常与时间地点，与人们的基本生存，与大多数人向往的平等、公正与独立等概念纠缠在一起，结果容易被人们所曲解，所以才值得人们去用心辨析与实习，去认真地守护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