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在我身上，并没得到很好的传承，自小到大，身边人极少有告知我重阳节以及重阳节该干啥的。第一个记忆，来自中学课本中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课堂上，老师提及，重阳节是个适合登高赏菊的节日，又说，现在也演变为尊敬老人的敬老节；课余，我却没看见有人特意会在重阳这天登高，或者是特意对老人表示些什么。于是，重阳节除了那个登高望远忆山东兄弟的王维外，没再给我留下点别的记忆。
果然，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抓起。重阳节没留给我太多记忆，但是临近它的其它几个节气或节日，因为身边有人带领，我倒记得一清二楚。比如七月十五中元节，爷爷会在事前准备纸钱，同时还准备着马型饼干；因为有了吃食，这个祭奠祖先和逝去的人的“鬼节”，我便牢牢记住了。又比如中秋节，这个大节自不必说，圆月、月饼及较之平常更为丰富的菜肴，又带着大江南北全国各处统一进行的步调，很是容易被记住。还有冬至，在我们那，冬至节等同于清明节，既要做冬至米果，也要上坟祭祖。
说回重阳节。今天就是。因为在我脑海里，它没有特别的意义，家里长辈、乡里乡亲们也并无特别的仪式或举动来作纪念，所以，如果我贸然向人提及重阳节到了，要怎么怎么样，恐怕还得担上被身边人耻笑的风险。
不过，如今都在推崇重阳敬老。现实里不作行动，我在笔下还是可以作一番行动的。什么行动好呢？把怀想亲人长辈的心情写下来吧，也当是过了一回重阳节。
先说说已过世十多年的爷爷。先前曾专门为爷爷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其实，关于身边最亲近的人的故事，怎么可能在一篇短文中全部写完？爷爷带着我的七年里，是我从十岁的少年儿童走向十七岁青年的七年，影响自是巨大的，也是无声的。
重阳节没有关于爷爷的任何记忆点，原因上面说了，我们那没人推崇过重阳。但是过中元节这样的节日我是记得很清楚的。我们那的集镇每逢农历初五初十便是圩日。中元节前的一个圩日，爷爷会看好日历，带上我一起去赶集，同时他会念叨一句：过节就是花钞票。抱歉，乡下人除了从土地里和家养的鸡鸭鹅身上偶得些许物资拿到集镇上换钱，没有别的来钱途径。
中元节要吃马型饼。这是我从爷爷带我年复一年的中元节前赶集买饼的经验中得知的。通常，爷爷会在逛完集市准备回家途中，来到某位常打照面的熟悉商贩处，称上一斤两斤马型饼，还有香烛黄表纸等祭祀用品。这饼干被制作成马状，能看出马头、马尾，还有四条马腿。除开造型，它其实就是普通的饼干。
中元节当天，爷爷会在睡过午觉之后——通常这个时节还是夏季，天气炎热，白昼很长——在院子里摆上一张长凳，凳子中间用圆瓷盆盛放着两叠马型饼，还摆着一碗满盛的米饭。然后爷爷手中捏着一沓黄表纸，恭恭敬敬地离着长凳大约两步远，弓着身子、闭着双眼，嘴里念念有词。
我是从来没听清过爷爷嘴巴里到底念的是啥，也问过他，爷爷答，感谢祖先们保佑有吃有喝，这时候也要孝敬他们，请他们回来吃点喝点……我不在意这些，我在意长凳上的马型饼。祭祀仪式结束，待爷爷招呼我收拾东西回屋，那圆瓷盆里的马型饼，便统统都是我的了，这才是我在意的重点。
接着说说我那年事已高的老爸。老爸从没带我进行过祭祖这样的活动，因为他是基督教徒，带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教堂。也不知道老爸是从哪学的技艺，他既会吹笛子，也会拉二胡，后来还学会了弹电子琴。去教堂，唱赞美诗是固定项目，这时候，正是老爸大展身手的好机会。他要么拿着横笛，要么端坐着拉着二胡，悠悠扬扬地附和着人声——虽然他的笛声和二胡声常常被淹没在人声里，但他依旧陶醉得很。
除了在教堂吹拉，日常下完田地回家，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晚上老爸必会掏出他的横笛，站在屋顶高歌数曲。有时候老爸出去打短工，回来会喜洋洋地跟我说，今天见到县里的某某某了，说我是“民间艺术家”呢。我看见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洋溢着满满的骄傲——他曾固执地要教会我及妹妹们吹笛子、拉二胡，或者弹电子琴，但是很遗憾，我们兄妹仨，固执地一样乐器也没学会。比如我，小时候被父亲强逼着学拉二胡，也不知道学了多久，到如今也只会拉一段如鸡叫般难听的《东方红》。这件事，恐怕是老爸想起来极为难过的一件事之一。
另一件令老爸难过的事，大概是他也没能把我们兄妹仨改造成和他一样虔诚的基督徒，虽然自小他就强拉着我们参加教会“做礼拜”。
老爸除了强逼着我们学这学那之外，他也有令我们开心欢乐的时候，虽然这样的场景极少见。第一件令我记忆深刻的事，每次家里吃鱼，他会帮着我们把一根一根刺挑出来，然后把鱼肉一一夹进我们的碗里。第二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有天下雨，老爸并没像往常那样去田地里，而是拎着弯刀去了屋后的竹林，然后抱了几根竹枝回来，最终给我做了一把弓箭。
最令我难忘的一件事，则是老爸在谷仓里逮到两只硕大的老鼠，结果把我妈吓得哇哇乱叫。我和老爸都乐得哈哈大笑。最终老爸决定，将这两只硕鼠宰了炖肉吃。妈妈表示不敢吃，也不愿意动手，于是我给老爸打下手，给两只硕鼠剥皮、切块，然后我们被妈妈赶到屋檐下，就着冬天才用的碳炉子和小铁锅，把两只硕鼠炖成了盘中餐——现在想起来，我似乎也不再敢吃，但是于那个物质极为贫乏的年代，那两只硕鼠，成了我和老爸打牙祭的极好肉食。
最后来说说我老妈。老妈被我的姨娘们、她的亲姐妹们誉为“最好命的人”。老妈结过两次婚，头婚自然是和我爸，然后有了我们兄妹仨。和我爸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家就安在外婆的村子里，老爸属于“外来人员”，有点赘婿的感觉，虽然我们兄妹仨都跟老爸姓；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子里的排外情绪还是很浓郁的，我能感受到老爸面临的压力。老妈呢，不但父母亲就在不远处，不远处还有她人数众多的兄弟姐妹们呢；再则，老爸是个吃苦耐劳的好劳力，勤奋之名，远播十里八乡。
老爸比老妈大了整整十四岁。我能想象，老妈嫁给老爸的时候，才十六岁，十七岁有了我，十九岁、二十一岁有了俩妹妹。一个十六七岁的乡下姑娘，跟一个三十来岁的大男人生活，矛盾肯定会随着姑娘的年纪一样见长。果然，等到老妈二十九岁时，她和我爸离了婚。
老妈离婚后，一直呆在杭州务工，最后嫁给了杭州城郊一个农民。幸好，老妈是那种既聪明刁钻、又能掌握各方利益平衡的强势女人，虽然外嫁杭州，但是新相公对待老妈，那是死心塌地、忠心耿耿。
一眨眼，老妈远嫁杭州已有二十余年，期间新相公一如既往地对她好，他们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两人始终和谐共生，这确是老妈的幸运。所以才有了姨娘们的赞叹：她是最好命的人。
再后来，大妹妹也嫁到了杭州；今年，留洋归国的“洋博士”小妹也回到了杭州。我想，老妈幸福的老年生活，已经到来。
每逢佳节倍思亲。爷爷已远去，爸爸已年老，妈妈尚年轻。老爸老妈身体都尚好，这大概是我唯一值得庆幸的事儿。值此重阳节之际，在心里面，我把亲人们，一一默想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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