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这种文体依附音乐而产生，早在唐代民间就已出现，五代十国开始兴盛，有宋一代蔚为大观。由于受唐五代“词为艳科”的影响，词这种文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视为“末技小道”，从赵宋开国直至宋仁宗天圣、庆历年间，词在正统文人心中的地位一直不太高。正如当时钱惟演对待几种文学样式的态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阅小辞（词）”。
“词为艳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艳”字本义与女子的美色有关，《说文解字》说：“艳，好而长也。”（当然，“好而长”这种审美是参照庄姜的。）《诗经·小雅·毛传》：“美色曰艳”。“艳”的引申义可以指男女情爱，因此表现男女情爱的文学作品被称为“艳诗”“艳歌”等。
“艳”又有辞藻华美之义。那么，所谓“词为艳科”可以有两层意思：一是在题材内容以表现女性生活和男女情爱为主；二是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一种与题材内容一致的香艳色调。
《旧唐书》中说：“（温庭筠）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而温庭筠又被认为是第一个专门写文人词的，因此，《旧唐书》中的这句评价是把温庭筠视为艳情词的始作俑者。的确，以温庭筠为首的“花间派”风靡晚唐五代。
到了北宋，依然有很多人很喜欢写艳词。以艳情词知名的柳永、晏几道、秦观等自然不必多说，而像晏殊、欧阳修、周邦彦、黄庭坚等“正派”词人都写过一定数量的艳词，甚至是名臣身份的范仲淹、司马光也写过几首艳词。当然，因为写艳词受争议最多的就是欧阳修了。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欧词，内容上可以分为写景、抒怀和艳情三个方面，而艳情词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三。我在前面的文章里提到过，北宋文人写作时有很清晰的文体分工意识。
在表现比较严肃的政治社会性内容时，他们往往会选用诗或文两种传统意义上的正式文体，而在表现个人的细腻情感时，才会诉诸于词。翻看宋代文人不同文体作品，你会发现那些文人像精神分裂一样：一边是正襟危坐，一边是谈情说爱。
而最能体现这种“精分”的创作人格的，就是欧阳修了。儒家诗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言志，载道”等传统显然是对欧阳修影响很深的，他日常诗文里就是庄重严肃地讲究“理性”和“道学”的。作为政坛上、文坛上都颇有声望的欧阳修，在正统文人看来，他的艳情词是污点。
因此崇敬欧阳修的人对其词中甚为浅近俗艳的作品百般掩护辩白——宋代蔡绦《西清诗话》说：“欧词之浅近者，多谓是刘辉伪作。”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为其辩诬：“欧公词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亦有鄙亵之语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这些说法其实多半出于为尊者讳的心理。
那么，“根正苗红”的欧阳修们，为什么喜欢写艳情词呢？我们需要明白：任何流行的文学样式不可能随着朝代更替立刻就改变面貌，其实，艳情词在北宋不仅没有逐步消亡，反而被各路名家不断写出新意。抛开文体自身发展的内因，还有一些原因不能忽视。
首先，北宋有艳情词产生的政治及物质条件。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驿黄袍加身后，为了预防下一个“赵匡胤”被“黄袍加身”，整了个“杯酒释兵权”以抑制武官，鼓励他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看见没，歌舞升平是政策。宋代有专门为文人士大夫助酒兴的官妓，为了满足新的需求，大量养着歌姬舞女的秦楼妓馆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科举政策录取人数增多，寒门子弟努力读书就有机会做官，所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宋代文士受到很高的重视就不言而喻了，正如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里揭示的那样：“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致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可以说，这样的政策间接导致了宋代商业的繁荣，汴京、苏州，临安这样大城市应运而生，并且随着市场需要出现勾栏瓦肆和夜市不禁。
在这样歌舞升平的大环境下，范成大赠歌女小红给姜夔，宋祁在路上被马车上的宫女唤作“小宋”……这些风流韵事不足为奇。讲真，欧阳修年轻时也有一段追求声色享乐的生活——“人生行乐在勉强，有酒莫负琉璃钟”。
他的词中自然是有一些表现女子离别相思之情的，比较通俗、泼辣、直露，如《洞仙歌引》：
楼前乱草，是离人方寸。倚遍阑干意无尽。罗巾掩，宿粉残眉、香未减，人与天涯共远。
香闺知人否，长是厌厌，拟写相思寄归信。未写了，泪成行、早满香笺。相思字、一时滴损。便直饶、伊家总无情，也拼了一生，为伊成病。
如《好女儿令》：
眼细眉长。宫样梳妆。靸鞋儿走向花下立著。一身绣出，两同心字，浅浅金黄。
早是肌肤轻渺，抱著了、暖仍香。姿姿媚媚端正好，怎教人别后，从头仔细，断得思量。
前者是说女子思念恋人害了相思病也不后悔；后者写恋人久别重逢，热烈拥抱的情景。
这作词风格是不是很熟悉？没错，和柳永的部分“浮艳”之词有几分相似。但事实上饮酒、作词却是宋代士大夫普遍的娱乐方式，写这类词当然也不止柳、欧二人。
这种大胆直露的男女情爱描写，远可追梁陈宫体诗，近可齐五代花间词。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这些作品，既没有必要一味地定为伪作，也不用视为为鄙俗之作，它们反映的是男女爱情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无所谓健康与否。
其次，宋代文化的繁荣与促进艳情词雅化。
宋朝自建国起就有崇文抑武重文崇儒的国策。宋代是一个学问深厚的朝代：北宋皇帝普遍重视读书、重视文官、崇尚儒学等等；宋代典型诗派“江西诗派”作诗就是“以学问为诗”；宋代文化作品成就很高，印刷术的发展也使得大部分作品得到更好地保存。
即便是女子被束缚在深阁中，也依然普遍能接受到文化教育。据杨果，廖寅《宋代“才女”现象初探》中指出：“宋代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普及以及女性社会生活空间的保留，尤其是在文化生活方面女性拥有较多的自由，使得一些个人天赋较高、善于拈翰浓墨的女子，成长为善诗词、精书画、工声律、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才女’。”
这样的女子被写入词中，给词带来一股清新之风，艳情词的主人公可以不完全是青楼歌女简单的情爱生活侧面。
欧阳修此类的作品，如《千秋岁》：“红笺著意写，不尽相思意”。一个残妆病酒的憔悴女子在红笺上书写着相思，却觉得红笺不足以写尽自己痛苦的心情。其《感庭秋》：“红笺封了还重拆。这添追忆。且教伊见我，别来翠减香销端的。”写好的红笺封好又拆开，不断再加些相思词句，一个痴情女子形象跃然纸上。
怎么说欧阳修毕竟是正统士大夫，即便是写艳情词，他有时候会自觉不自觉写得偏“雅”化。
比如这首久负盛名的《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这首词将景物描写与心理刻画融为一体，在短小的篇幅中通过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塑造了一个形象鲜明的多情的女子形象。这类词比较含蓄，比较“雅”，颇有“含而不露”的味道，进一步发挥了词体写情细致的特点。欧词不断朝着抒情的深度发掘，其情感表达在幽婉深细之外又呈现出真挚和真实的特征，对后来的婉约词有很大影响。
抛开欧阳修在作词艺术技巧方面的表现，欧阳修以文坛盟主的身份大量写词，无形之中就抬高了词的地位，促进词的发展。
（简单说一下像欧阳修这种人在文坛的地位：宋人在各方面都注重“统”，在文坛有“文统”，“统”代表“正宗”，宋代文坛几乎每一代都有宗主，比如欧阳修是庆历宗主，他传给了苏轼，苏轼就是元祐宗主。这样的身份不仅在文坛有巨大的号召力，而且自然受不少后学尊敬，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为什么一些人会为欧阳修的艳情词作辩解。）
其三，文人士大夫个人情怀的书写
正是由于词不必像诗那样有“道”的承担，因此在词中文人士大夫们可以摘下“面具”，相对放松、相对真实。在很大一批宋代文人的各类作品中，只有在词中，这些顶天立地的男人才还原成了一个真实的人，只有在词中我们才能窥见他们隐秘的内心和欲望。
如，这首《玉楼春》：
残春一夜狂风雨。断送红飞花落树。人心花意待留春，春色无情容易去。
高楼把酒愁独语。借问春归何处所？暮云空阔不知所，惟有绿杨芳草路。
这首词表达的感情不是情爱与相思离别之类的：“残春”可以说人生的春天已逝，“断送”以下三句皆是借春色表现对时光流逝的感伤。下片“高楼把酒愁独语”一句将欧阳修感伤士大夫形象描画出来，“暮云空阔不知所，惟有绿杨芳草路”两句境界也是比较开阔的。一般我们认为，在东坡词之前，文人词一般还是在“艳科”中打转，但是欧阳修的部分艳情词可以看出有士大夫情怀的婉转抒写。
写词的目的多半就是写给歌女供其娱乐，要么写给自己自娱自乐。是生活情趣，与政治官场无关，与道德伦理无关。或许词才能把花前月下、舞榭歌台那些特定场合的情感起伏表现的更为淋漓尽致。
其实，说到底，北宋尚不是道学时代，思想环境相对宽容与开放，作艳情词也并不犯禁。而现如今我们看待欧阳修们的“艳情词”应该持着更加宽容、开放的态度，大可不必像前文提到的一些评论家那样“为尊者讳”。
（当然，我们今天对于前面提到的“宫体诗”“花间词”的评价时也多会注意到其进步性的方面。）
从这些艳情词中，我们看到，欧阳修作为文坛宗主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可以从正襟危坐的大儒表面下探寻到“人生自是有情痴”的天性颤动。欧阳修创作艳情词，并以作品数量与香艳风格蔚为大观，这与他一代宗师的身份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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