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骂骂咧咧与甩锅砸盆，依旧没有阻止得了母亲做豆腐，直到我去县城读高中，母亲才真正下定决心不做着劳什子苦活。
初三中考，我的分数刚好达线县高中，而且是全乡唯一，这在小小的村庄引起一阵轰动。
我尽管感到有些意外，但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奋，因为我本性混沌，对于未来，从来不曾设定什么远大的理想与目标，我甚至没有想过有一天要脱离庄稼地，我未来的人生也许就是重复父母走过的足迹，我之所以肯学习，最大的动力来源于好面子，因为落在别人后面会让我感到难为情。
同样，我也没有从父母和哥哥嫂子的脸上看出太多的喜悦与激动，不像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喜极而泣与老泪纵横，一切如常，他们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不曾对我有特别的表示。
不得不说，我还是很懂事，从小到大，我都是自觉自愿地打箔子编蒲包，基本不需要母亲在身后唠叨与催逼，我也很少乱花钱，我行为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不想惹父母着急与生气。
我揣测去县城读高中要花很多钱，于是，在我16岁的夏日深夜，告诉母亲不想读书了，母亲正在弓腰推磨，手上顿了顿，才说不读就不读吧，回家一心一意地帮助做豆腐。
我正在给磨眼喂豆子，一听说继续做豆腐，像是被马蜂蜇了，立刻蹦了起来，大声叫喊打死也不做豆腐，我情愿去要饭。
母亲平静地说，不做豆腐，光光打箔子能苦多少钱?那就给你学个手艺，裁缝，剃头（理发），都不丑。
我不作声了，暗自思量，学裁缝与学理发，哪一个更好呢？突然间想起纺织女工 ，我脱口而出，姆妈，我想去益林纱厂上班。
我有个同班同学，她父母在乡医院上班，把她初中没毕业的姐姐弄去益林纱厂上班，她姐姐再来学校看妹妹时，穿着靓丽的连衣裙和油光水滑的皮鞋，同学把她姐姐围在中间，兴奋地问这问那，众人艳羡的目光给她姐姐身上镀上一层闪闪发光的釉彩。
母亲停止推磨，气喘吁吁地捡起木凳上的半截香烟，重新点上，吸了一口，说纱厂是国家单位（母亲把国营说成国家），公社干部人家的伢子才有资格进去，我家是农民，我就是天天跪下来求人，把膝盖当路走，也没得本事把你弄进纱厂。
我知道自己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也就随口一说，怎么可能不晓得农民跟干部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
小街上，我帮母亲卖豆腐。我的英语老师，也是学校校长，走到豆腐摊，恭喜母亲我考上了县高中，母亲不吱声，我无喜无忧地说，不上学了，准备回家做豆腐打箔子。
孙老师难以置信地摇摇头，半晌，用手指了指母亲：老奶奶呀，你这个思想真落后，多少人想考考不上，你居然让江二丫停学帮你做豆腐，亏你想得出来。
一向能说会道的母亲，支支吾吾，红着脸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没有跟孙老师说清楚，其实是我自己不想上学。
第二天下午，孙老师又特地来我家，把我从石磨旁边拉开，直接说母亲是死脑筋。母亲赔着笑脸，给老师点上一根烟。
母亲不是不想让我读书，只是在她眼里，县城是遥远的大城市，读书三年的吃用开支要花费多少钱，母亲心里没底，她担心我重走三哥当年走过的老路，复读几年，天天吃咸菜糙饼。
孙老师跟母亲唠叨了半天，母亲终于坚定了让我继续读书的念头。
实话实说，高中读与不读，我真是无所谓。于是，我就跟母亲提条件：要我读高中，你就不能再做豆腐，否则我不去。
姐姐指望不上，我又不在家，母亲就少了一个推磨的帮手，那样，母亲肯定更辛苦，更着急，也更容易发脾气。
开学前一星期，母亲终于答应我。
父亲、哥哥、嫂子、姐姐和我，为阻止母亲磨豆腐，跟她争吵了无数次，都没有达到目的，这次为了我继续读书，母亲放弃了原来的坚持。
开学了，我背着被子和蛇皮口袋去了县城，这是我第一次离家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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