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本书，个人阅读完的最大感受就是你能发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依旧在深远地支配着自己以及周边人的思维以及行为，倘若不经过自由阅读探索或对自我行为及思维进行反思等活动抽离出来，反观自身，恐怕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将是活在中国文化所缔造的玻璃囚笼里。
那么，作者在本书中讨论的深层结构具体指什么？它是如何呈现的？中国文化所缔造的玻璃囚笼指的又是什么？我们如何借由本书来反观自身？等等，关于这些问题，个人将采用要点分析法，对本书展开细致的导读。
第一个思想要点，关于深层结构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它是用来辨认中国历史上由古至今比较稳定的某些规律，借由此来保持自我身份认同；第二，它是用来指示某一个历史时段内相对稳定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之间又出现相互联系性；第三，它并非历史时序，也并非因果关系的逻辑时序，而是一种针对特定范围——中国——的共时性设定，或者说相对稳定性设定。
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所谓历史时序，指的就是标明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人物的叙事形式，它只能解释已发生的事情，不能预测将来，所谓因果关系的逻辑时序，比方说，做物理化学实验时，根据实验原理公式方法，在不同场景下都能做出同一结论。
而这个所谓共时性的设定，作者借用的可能是精神分析学家荣格的观念，在荣格看来，所谓共时性，就是在一定时间内，某些事件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它看起来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它却同时而且有意义的发生了联系，它不需要因果关系的解释，更多的取决于个人主观经验的意义赋予。比如，某人第一次在车上邂逅了某一位女生，然后将其视为自己心目中的董小姐。
也有可能是借用语言学家，结构主义学者索绪尔在语言学上提出的共时性原则，也就是说它探究的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
这段话也许看起来比较费解，你可以将其具体化的理解，比如中国人身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时，这个文化组成的各项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比如唐诗宋词元曲的发展历程，而心理关系比如，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共生等。
不过，理解到这一点，可能还不够，因为我透过了解这个语言学上的共时性原则，进一步发现了一套思想方法，即结构主义，所谓结构主义，其广义上的基本思想为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
比如研究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从这些文化表象中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制造与再造的深层结构。那么，这个可能有点倾向本书的基本思路，但需要注意的是第四点。
第四， 作者的“结构”概念是一个比喻，它并不像列维－斯特劳斯那般想确立人类心灵的基本文法规则，它只是用语言的文法结构去比喻文化的深层结构，并试图罗列这个结构的“内在的关联性、其可能性的扩散以及扩散的形态。”
这个所谓语言的文法结构，其实可以理解为比如，你学英语要掌握的语法，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其实就是在探究中国文化的语法，这个文化内部各种要素的关联性，比如排队混乱，垃圾在公共场所随便丢，而可能性的扩散以及扩散的型态，就是延伸到其它方面，比如，正直方面，其表现形态为爱国砸烂日货。
第二个思想要点，中国人“心”发达于“脑”。这个“心”更多的是指情感方面，而“脑”更多的是指理智方面，在作者看来，中国人的这个“心”不像西方人那般明朗化地表达一己之爱憎，反而是化为镇止个人热情奔放的社会化的“人情”。其次，中国人常出现的非理性的表现，比如情绪的失控、将发泄行为带入了工作与执行公务的场合，其实就是“心”压倒了“脑”，或者说是情感与外界的现实产生断裂所出现的症状。
那就会使得，我们在该轻松愉悦的时候，却患了“情感便秘”症；该表现热情的地方，却呈现“太监化”；在该达到兴高朝的时候，情感却“遥远”得很；该由自己去面对人生，对一己人生负责的场合，则“不在现场”。但，该保持秩序、遵照程序的地方，却出现毁灭性、无目的性之大爆发。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个人”的焦点模糊化，以及“自我”的被非组织化。
第三个思想要点，西方人的成长方式与中国人的成长方式，西方人的成长方式即“断裂—分离—个体化”，极早摆脱了依附，自己主动掌握与组织自己的心智以及情感的发展，只要全面盛开，就能兼容理智与浪漫。中国人的成长方式，“二人共生关系”，父母之延续，把“自我”当成自己的肉身，由二人关系来定义自我，发展自我，组织自我。
第四个思想要点，中国人格的组成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制他律”而少“自我组织”的，因此一方面被造成自我压缩，不懂得为自己争取权利，整个“人”都被压得很低，另一方面又缺乏纪律，无须对一己之行为负责，也少尊重别人之权益。中国人的“人我界限不明朗”，人格之依赖性，以及上述的“桃源”情结，都易衍生自恋狂式的“万能的幻觉”。
其次，中国人倾向用泛道德主义兼实利主义的角度看问题，例如问：一件事是“好”是“坏”？应该还是不应该？对救国有否好处？或“你如果提倡不敬老，到你自己老了怎么办？”等等。中国人看“人”，也是把他放入社会关系中去定义，而不是把他看作一个人格体系。比如，这个不给我面子，不懂得做人。而人格体系，则是指抽象的原则理念，比如，正义，法治，自由等。
第五个思想要点，这一点实际上与个人在表述第一点内容结构主义有关，作者在本书中是透过在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中去观察中国人文化行为的基本结构——这些行为可以是彼此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但是只要在同一个文化下发生，就有结构上的关联性。
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即是从现象本身去寻找一种内在的关联性、其可能性的扩散以及扩散的形态，它不同于因果关系，所谓因果关系，是要找到某个原因，比如古代的小农经济决定了古代文化的表现形态。再有，本书作者除了从中国人文化行为本身里去勾勒一种结构之外，还论证这个“结构”如何将中国“人”设计成某些样子。
第六个思想要点，“认知意向”。所谓“认知意向”，根据个人查阅的资料可以理解为你认识这个世界的角度与方向，比如你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来作为你了解人类社会的认知意向，但需要注意的是人的认知意向，就如同盲人摸象一般，无法窥其全体。当你把某种理论，比如阶级分析理论作为分析一切社会的根本方法时，有可能就忽视了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也丧失了理解这个社会的其它维度，最终会使得这个概念“稀薄化”。
第七个思想要点，“良知系统”。所谓“良知系统”指的就是人类大脑大量去处理加工体外信息，人工组织的环境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媒介，人的生物本能也开始受到由体外讯息组成的意义、价值与象征符号的支配，这个来自体外的对人的“程序设计”，被作者命名为“良知系统”，简单可理解为文化对本能的加工。
对这个概念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它不是弗洛伊德提到的所谓的“超我”，即个人的人格组成中来自社会文化价值的压力，作者提到的“良知系统”是用来说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的，亦即是不同的文化对“人”的不同的设计。
第二，它也不同于宗教、哲学、意识形态这一类精神价值体系。理由有以下两点，第一点，这类精神价值体系不能说明文化差异，反倒是他们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形态，需要“良知系统”来解释说明，其次，在作者看来，这些价值理念总是扮演及申明文化“理想”的角色，飘然在云端之上，而不是去代表生活层次的“现实”，而作者提到的“良知系统”是落地的，是这套文化系统的语法规则。
第三，它也不同于潜意识，它不是一个被压抑掉的心理层次，也并不是指个人发展史或民族性形成史上的一个属于“史前史”的心理岩层，它是指即使在日常生活这个“当代史”中也可以看得到的文化行为。
关于这一点， 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角度，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独特的一组文化行为，它们总是以一种只有该文化特有的脉络相互关联着——这个脉络关系就是这组文化行为的“结构”。这个“结构”可以在该文化中人们日常生活的表现里看到，也可以在同一群人的政治行为中找到，同时，它亦呈现在该文化的历史过程里浮现的规律性中，这种特殊的脉络关系或“结构”，可以算是一种法则性。
第二个角度，这种法则性，不是某种定律，比如，在原因相同，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去出现同样的结果，而是在同一个文化下，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有时是与别人相同的，有时是与别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有时，某一些行为可以在绝大多数人身上看到，而另一些行为又只出现在少数人当中；有些事情甚至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只要它们都是在同一个文化下进行的，那么，在所有这些行为背后，以及彼此之间，是有一种“文法”上的脉络可寻的。
第三个角度，作者将文化的“深层结构”比作语言中的文法结构。那就是好比说，当你在使用同一套语言的情形下，人是可以造出无数不同的句子来，当我们被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支配时，我们还是会弄出不同的花样来的，但是在不同的花样背后，还是被某种“深层结构”规定的。
第八个思想要点，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与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中西文化在表层结构上大都是变动的，但是在深层结构上却是不变的。在西方文化系统的“深层结构”中，它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或者称之为是追求无限的权力意志。
在这里，先简单理解一下权力意志，所谓权力意志，就是事物最基本的驱动力，在人的身上，就是当个体在充分发挥自己的权力，并在个体生命历程不断表现自己，不断创造自己，不断扩张自己时的一系列精神或肉体活动，都可以视为是权力意志的体现。
那么在作者看来，这股动态追求无限的驱动力，既表现在“个人”是一个不断开展过程的设计中，也表现在征服海洋、征服太空这类不承认空间有局限的意向中；此外，西方文化也在人类史上首次将“不断成长”的意向带入了经济活动中，以及将“不断改进”的意向注入了社会活动中。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反映了“深层结构”中的这股意向的“表层结构”的现象。以上这些不断开展、不断超越、不断进步的现象只是肯定了“深层结构”中的那个不变的意向，那就是：“不断追求变动，而变动又总是导向超越与进步。”
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则是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前文所提及的“良知系统”，给个体造成的意向是“安身”与“安心”，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则导向“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安定团结”，而其政治之意向亦为“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换言之，就是维持整个结构之平稳与不变。
在作者看来，历史上每一次的龙明动乱，是使中国的社会越来越平均的因素，但是这种越来越“太平”的倾向使社会朝着更为支离破碎、一盘散沙的方向发展，于是，社会就越来越需要国家去组织它，于是乎，老百姓的平均主义与统治者的转置注意是互相配合，双轨并进的，社会越来越破碎，而转置注意越来集权，其共同效果则是为维系深层结构静态之不变。
所以，在作者看来，中国历史上任何“表层结构”意义的变动，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使“深层结构”（“大一统，“天下大治等”）越来越没有变化的因素，因此，由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来的“深层结构”遂表现为一个“超稳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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