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第三部分 “个人”的不发展思想内容中个人提取的思想要点，第一个思想要点，古希腊人对“悲剧”的定义是：一个人还未出生以前已经有先定的命运，对凡夫俗子来说，这种命运不会酿成“悲剧”；只有当一个功业彪炳的英雄，在这种先定的命运面前碰成粉碎，故事的情节才达到了“悲剧”的地位。
西方人对“悲剧”下的定义则是：一个具有个性美的人，在面临一个不适合他的环境条件下，他的人格的完整性遂变成了他的局限，以及导致他败亡的原因。中国人的“悲剧”内容，则往往是一个被弱化了的“个人”，在对自己切身大事上，也无力抗拒比他强大的外力，唯有哭哭啼啼地等待“命运”裁判。因此，中国式的“悲剧”总是少不了弱者的眼泪。
第二个思想要点，中国人攻击西方人搞“个人主义”，往往只注意那些“我行我素”的一面，却从来也不想看到“个人责任”这一个方面。 一个人如果以“自我”作为基地，通过内省去处理外在的社会关系，就应对任何事情都做出自我选择，做了选择以后，则必须由自己去负责。这种安排可以使一个人很坚强，也可以令一个人很孤独而陷于精神崩溃——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不能逃避自己行为的后果。
如果一个人的“自我”是由外力制约而成的，而又将生命的大事都交给别人去安排，自己无须去做选择的话，那么，也就没有责任可言，所有中国人都是抵赖个人责任的。中国文化对人的程序设计，是将一些社会义务——例如安身立命、成家立室、生男育女、赡养父母——用外铄的方式按在每一个人头上，令人们很少用“内省”的方式去批判或接受这些先定的角色。然而，这种强调外铄性的程序设计往往也是有效的，它令一个人不假思索，毫无考虑地去履行“做人”的义务。
第三个思想要点，中国文化的“类型化”倾向十分严重，它不只用“等级”和“层次”来定义“人”，而且还轻易地用“好人”与“坏人”来将“人”分类，比如中国人的整个历史意识——在二十四史里就充斥着“忠臣传”“贤良传”“高士传”“奸臣传”“贰臣传”“佞臣传”等这一“类型”。
第四部分，不发展的“个人”对别人的伤害，第一个思想要点，中国人即使是在互相“关怀”的情形下，亦往往不排除彼此利用的因素，因为，中国人的文化行为倾向于把“人”变工具，而不是当作目的，在中国文化行为的“文法”规则中，自然每一方都期待另一方也会恪守这个观念，亦即是预期：在自己化为对方工具的同时，对方也变成自己的工具，是之为“互助”。
其次，中国人子女将父母当“靠山”，父母把子女当作“防老”政策——这种相互利用，实为以后所有的人际关系的基型。中国人之善帮助人者，有一半或是基于“人道”，以及文化性的条件制约，不一定希求图报，但至少也有一半是在“毫不利己”的姿态下另藏有“潜台词”的：或是希冀对方在物质上回报，或是要求他在感情上对自己效忠。
但尼采说，只要是出现牺牲、服务以及仁爱的眼光的场合，那里就同时有欲主宰别人的意志，在那里，弱者沿着秘密的小径，偷偷摸摸地进入城堡，甚至是进入最强者的心中——并窃取权力，这一点，各位需要警惕。
我们再来看，第五章国家与社会的思想内容，第一部分中国式的转置主义 第二部分“大一统”的倾向 ，第三部分“小国寡民”的倾向，第四部分平均主义的倾向，第五部分特殊化的倾向。
第一部分的第一个思想要点，在中国古代的正叫混同体的权力结构底下，是不能有“公”与“私”之分的，因为它除了在国法的范围内去管理老百姓之外，还要越出这个范围去管理他们的“良知”，但在具有正教之争背景的西方，就很难出现这情形。因为，每一个人只有在国法范围内是属于国家管辖的，在“良知”的问题上则由教会去打理。
在“宗教改革”将教会的权力打掉以后，每一个人遂直接以自己的“良知”向上帝负责——而上帝是绝对高于国王的。在上帝死亡了之后，每一个人在不犯国法的情形下，就成为他本人的“良知”的主宰了，在中国文化里，是没有超越凡世之上的上帝这个因素的。中国式的“天理”就是在“二人”（集体）之间才能完成的“心”，因此，在结构上就决定了“个人”不应该有明确的“自我”疆界。
第二部分大一统倾向的思想要点，第一个思想要点，中国人这种在正拳与意识方面都必须“定于一”的要求，是为了防止“乱”，如果没有征服去统一思想，人与人之间就会“离散不能相和合”。其次，中国这个将“理智”与“感情”混淆的“心的文化”中，思想本身已经变成了“和合性”的一个功能，它不再仅是一个分析的作用，而是“统一民心”的媒介。
第三部分“小国寡民”的倾向中的思想要点，第一个思想要点，在国际关系中，与中国人按“层次”去“做人”的倾向，也有密切的关联，中国人按“层次”去“做人”，当然是讲究“内外有别”的，这“内外有别”的“文法”，应用到外国人身上就演绎为“夷夏之防”。但是，这个“夷夏之防”的原则，只是整条“文法”的一个表现方面。对同胞来说，中国人也是将这条“文法”做“吾道一以贯之”的应用的。
因此，在中国人之间，也是划圈圈，拉山头，搞“党同伐异”，由亲及疏的“层次”，如果一步步往回归纳，就最终必定会达到一个“私心”——这个“私心”甚至可以做到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地步。这个“私心”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作风是不冲突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无相生”的，就如同搞“分裂”与搞“团结”在中国人来说是相生相克的一般。
因此，“人我界限不明朗”的中国人格，虽然是讲究“和合”的，是主张我之中有你、你之中也有我的，却会同时出现“城府很深”，以及“防人之心不可无”，就可以了解在大一统“和合”的大伞底下，中国人彼此之间壁垒森严的现象。事实上，中国人即使在本国之间也在搞“壁垒森严”。例如，图书馆都有封锁资料的习惯，亦即是将馆藏的罕有图书和档案化为私有之物。
第二个思想要点，中国文化则可以说是一个照顾弱者的文化。它用“和合”“团结”“在一起”的方式达成了“向下看齐”的效果，而将有个性的、出众的人放入该被平均之列，平均主义的体制是保障大家都出不了头，亦即是把个体之不发展制度化了。既然大家都不可能有个人发展，于是大家都希望别人发展不了。
马克思说过：在贫穷的基础上实行“工禅主义”，结果就只有出现“嫉妒的普遍化”，自己出不了头，也不要别人出头的心态，除了被制度化了之外，还牢固地根植在文化的深层之中。在一个缺乏“个人发展”观念而又“人我界限不明朗”的文化中，个人的进身是不需要完全凭一己之才干的——因为可以凭特殊的关系与身份就可以做到，第四部分，个人并没有提取什么内容。
第五部分，特殊化的倾向的思想内容，第一个思想要点，“大一统”是讲究划一的，是求“同”的，是求“合”的；“小国寡民”则是划小圈子的，是用按“层次”去做人——“亲疏有别”“内外有别”——的方式搞特殊化的。“平均主义”也是讲究划一的，是求“同”的，是求“平”的；而“特殊化”则是在大家都齐头的基础上搞特权，因此它是用按“等级”去做人——“尊卑有等”“贵贱有列”“长幼有序”——的方式搞特殊化。
这类“文法”也是“个体化”不发达的文化之必然产品，因为，在一个“个体化”发达的文化中，每一个人与别人不同是完全合法的，而且他必须凭自我组织与自我发展去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凭踩在大家强制齐头的基础上来突出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就无所谓“平均”，也无所谓“特殊化”。
这样的文化可以容许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出现多样化与差异性，在一个缺乏“个体化”而又把“做人”公式渠道化的文化中，“人格”平等的观念是不可能存在的。“人”的唯一内容就是他在整体中的“等级”“身份”“辈分”，以及在“层次”关系中的位置。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这种系统中来给自己下定。
换言之，在某一个地位上不能做的事情，在另一个地位上就可以做，而且不能不去做，否则就无法对自己的身份下定义。因为，在一个必须由他人对自己下定义的文化中，一个人的特殊地位，是只有在大家都被平均了的基础上，才能浮凸出来的。
我们再来看，第六章对待世界的态度中的思想内容，对于本章思想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锁国心态，第二部分，中国人的现实感，第一部分的思想要点，第一个思想要点，中国这个“大圈”，在处理外面世界时，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按亲疏远近的关系来将它划分“层次”的，而这种“层次”又常常变成一种“等级”序列。
同时，这也是一种“类型化”过程，比如：古人云：“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按亲疏远近关系而编成的五个同心圆圈，固然只是古代的理想化制度，但是却可以视为中国人处理外事的理想模型。
第二个思想要点，中国文化本身就排除了将其他的“人”当作同等人类看待的可能性。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没有“个人”，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借“自己人”这个圈圈来支撑起自己。他们即使在同胞之间也在划小圈圈，因此在面对“非我族类”时，就会划出一个“大圈”。唯有如此地躲在自己人的圈中，中国人才会感到安全，至于其他的一切——好奇心、广阔的心胸与眼界、个人阅历的增长、个人发展的可能性——都在牺牲之列。
但如果一个人是自我组织的，他的“个体”就不会感觉到如此的单薄，他就会根据自我发展的需要去结识“人”。这种站在“个体化”基础上去对“人”的认识，就无须考虑到对方的国籍，也无须将对方归“类”，而是对其“个体化”深度的直接掌握，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化”是“全球化”的基础。站在这个基础上，一个人也只会留意到另一个“个体”与自己的异同——他比自己优或比自己劣，都只会是个人之间的比较，并不会产生对方所属的整个“类”是比自己高级或比自己低级的考虑。
可惜中国人不只是没有“个体化”，轻易地将“人”分“类”，而且也没有“人格平等”的观念——他们整个“做人”的方法，就是建筑在“等级”与“层次”等考虑之上的。因此，“非我族类”的这一整个“类”与自己的关系，就只有两种可能性：他们不是比自己高就是比自己低，永远也不能是与自己同等的人类。
我们再来看第六章第二部分中国人的现实感中的思想要点，第一个思想要点，在中国文化里，现实的世界就是眼前的这个人的世界，个人得救的方式就是能够养活以及安置自己的这个“身”，使个人不朽的方式也是用传宗接代来获得“身体化”的延续（也因而制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或者，用“立德、立言、立功”的方式使自己在“后世”中获得“心”的不朽。
因此，中国人最高的宗教经验也是在人间世中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合”，而中国式的天国也只可能是人间世中的“太平”或“大同”，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式的宗教行动就是“平天下”的正直行动，而中国式的僧侣集团也就是“正直挂帅”的士大夫阶层，因此，中国式的“天理”也只可能是“二人”和合状态中衍生的“仁”。
第二个思想要点，中国式的“天理”就是人伦化的渠道，而每一个个体“知天命”的方式，就是在人伦秩序中轮流扮演“幼辈”与“长辈”的角色，并且在人间秩序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后，将它当作是天赋命运一般地予以安守。的确，中国文化为每一个人安排的命运就是“安身立命”。至于去执行这个命运的方式，就是由每一个“个体”将自己纳入“人伦”或“集体”的关系中，并且在其中尽量保持“和合性”。
第三个思想要点，对中国人来说，能否和合社群、团结人、被大家接受，却变成了检验一套思想， 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国人相信“人的因素第一”，并且认为只有人在社群中的实践行为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最不喜的就是“形而上学猖獗”，因此，中国人对过分“形而上”的抽象理论是不太感兴趣的，这个因素在中国文化中也是不发达。
我们再来看第七章“现代”中国人正直行为的“文法”规则的思想要点，第一个思想要点，中国人即使在早饭时，亦必须打着“整体利益”的旗号，因此他们的政治理想就是“团结”。这个倾向造成了中国人只有和合不喜斗争的假象。 事实上，在任何社群中，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人既然将“冲突”非法化，因此在平时就很少使用公开对抗的行动；在冲突的行为中，亦很少敢于公然搞分化，或首先搞分化，而是倾向于用“团结”的方式去搞“分化”。这种方式多半是与对方搞“既团结，又分化”——双方面都会提出一些顾全大局、照顾整体利益的口号，尽量将自己这一方打扮成和谐的维持者，而以“破坏团结”“搞分化”或“自外于国人”等罪名加诸对方。
第二个思想要点，西方在文化价值上，他们肯定个人求名逐利的合法性。在经济价值方面，也认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合法地将本身的利益极度化，整个社会就会欣欣向荣。因此，西方社会中的正直行动，也往往以组织“利益团体”的方式进行。每一个“局部”的策略，都是大声鼓噪，向整体施压力——谁的声音最响，压力最大，谁就更容易满足自己的要求。
这类要求，也无须去将之分判为形而上的“义”与形而下的“利”，反正，他们代表的都是自立为一单元的“个体”的自我展现——可以从增加工资、打胎合法化，到反战，要求男女平等、保护环境，这种安排的前提正是：强大的“个人”，要求自我展现的“个人”，清晰地知道“人”的权利的“个人”，以及因为尊重自己而也尊重别人权利的“个人”。
但中国人正是需要别人“有心”照顾的民族，他们从来不懂如何做出强有力的个体伸张，也不习惯面临对抗性的压力。他们要寻找的毋宁是慈母的温暖怀抱（集体），此外，就是将自己的命运交托在征服手中，甚至是征服与征服之间的交易之中。
第三个思想要点，作者最后说，在本书里，中国文化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原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的，但这个“现代化”该不断被重新定义。
行文至此，已近尾声，需要提醒阅读导读的读者注意，本书思想之核心内容在前半部分，后面部分则是可以视为在原理基础上的扩展与延伸，因此对于本书的读书笔记，个人着力最多的地方还是在导读一，导读二，导读三，所以请大家细细品味，后面的大量省略，一方面是原理已然在前面详细阐述，另一方面是由于涉及到正直，故并没有再详细摘取。
对于这本书，个人花了十多天时间阅读，也花了五六天写导读，在导读的过程中，也摘取了两万多字的读书笔记，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个人今年阅读以来少有的浩大工程，不过，与此同时，收获与启发也是巨大的，这种收获与启发，既可以用来对个人脑海里的思维方式以及日常行为模式进行反思，又可以用来对他人思维方式以及日常行为模式进行纵深探索，故，本书强烈建议诸位收藏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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