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回忆录》(一)

《母亲的回忆录》(一)

   

  去年过年回老家省亲时，担心这老宅子约摸就是这一两年将被拆迁，一切都不复存在。于是翻看了家里的老柜子，想整理一二。不曾想，在柜子第二层的抽屉里头找到三本信笺纸手写的文稿。初初读了几页就泪流不息，原来这是母亲退休后写的一些回忆录，这对于我和我的三个姐姐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我们也一直不晓得母亲何时还留下了这些珍贵的记忆。这些文字里一定有着很多很多的酸甜苦辣，也有对我们的爱。

母亲早年间因为诸多原因只读到了初中，能写出这么长的回忆录非常了不起。我有时想，外公虽然是木匠出身却也爱书，母亲有受到熏陶，我有文字之好是否有传承了一些基因的缘故。

我经常抽空进行整理转录，这一过程中，哽咽、双目泛红是时常的事情，因为觉得母亲那时真的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也有很多的委屈。我也哭那小时候我懂事太晚，孝顺的事情还有很多没来得及做，现在只能时常想念着。

我的母亲，名叫张柳贵，这对我们姐弟四个来说，这是一个温暖的名字。

《母亲的回忆录》(一)

以下就是以母亲手稿转录的文章。

第1篇 走过的路

路，在脚下永远有走不完的路；

路，没有平坦的路，路总是曲折的；

路，要人们去改造，才会有汽车路、火车路、高速公路……

在改造中付出了代价以后的路，就方便多了。

1、 出生在战争的年代里

战火纷飞，人们纷纷逃难躲兵（躲避日本士兵），到处是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不停的

听见枪声和狗叫声。这个村子里也找不到几个人，因为人们都躲进了深山和野林。当这场战争快取得胜利时，我才来到了这个世界，开始了生存之路（1944年农历7月22日）。

那年虽然是兵荒马乱之年，却也是农业大丰收之年。这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进行了猖狂的大屠杀，放火、掠夺、霸占我国国土。当时的国民党腐败无能，很多地方不但实行了不抵抗政策，反而出现了很多的汉奸。

从农历四月开始，正是插秧之后，日本军队已经遍及全国，已经来了湖南我们沅江一带。当时我们村的很多老百姓到外地去躲兵，我的父亲、母亲和两个老兄一同逃往益阳、宁乡、湘乡、湘潭等地。当时我们逃到宁乡回龙山一座高山上准备煮饭吃，我两个老兄在山上的大树下拾柴。刚走出不到几十米远，就被轰炸机炸了，我母亲急得当场晕了过去，所幸两个老兄没事能平安回来了。

回到村子里，人们发现禾苗长得非常好，那一年农副产品都获得了大丰收。没过多久，听闻共产党出来同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最终一起打倒了日本鬼子，人们都回到了家乡，重建家园，希望过个安居乐业的日子。

我来到人间真是幸运，到打倒日本获得胜以后我才出生，父母看到我出生觉得我很幸运，赶上了好光景。给取名中含了一个“柳”字寓意着要象杨柳一样，插到哪里，就能在哪里生根。在酷暑的夏天为人们挡住烈日，当洪水想侵犯大堤时，为大堤挡住风浪，做好防风墙，为人类造福，也为人间增添更多的美景。

我从小到大不知经历了多少的风浪，在风浪中成长，在最艰苦的地方生根落脚。

2、 失去母爱的孩子

人们常言道，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在我还未满5岁时，我母亲因长

年累月的辛勤劳累，得了痨病，经常吐血。那时候我母亲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回家还要纺半斤纱织布，为了供我哥读书，同时我父亲到外面做锯工，而我们自家的田地从未请过外面的人帮忙，全靠自己耕种，母亲父亲更加的辛苦。

在1948年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村子里还是地主当家，我父亲因为是从湘乡过来沅江讨生活的外地人，于是我们家要交给地主老财的粮食要比别人多了几倍，我妈急得不得了，就到地主家讲情想要减少一点，我哥是读书人也一起去了，结果被骂了一顿，我哥差点被一长凳子打死了。就这样，母亲病得更厉害了，也无钱医治，连得的什么病也不知道，农村里只知道吐血就是痨病，到第二年秋天就病故了。

当时我才5岁左右，剩下我和不足三岁的妹妹。妹妹年纪太小了，生活不能自理，不久就生病了，因母亲刚去逝，老兄刚成家，经济上更加的困难，就没去治疗，我母亲走后不到40天，我那可怜的妹妹就离世了。而我呢，虽然没有了母亲的照顾，营养不良，也经常生病，但是我没有忧伤，没有为母亲走了而痛苦，只是增加了我的心理恐惧，什么人都怕，不说话，只是埋头做事情。在那个年代，虽说我只是5、6岁的孩子，却承担的家务也不少，每天打扫7间房子，一条7间房子的走廊，隔几天的时间还要扫一个大地坪，平均每天打扫200多平方的地方，扫地也是比较困难，不像现在的水泥地扫起来很方便，那时间乡下的房子都是泥地，天气一晴要洒水扫，怕扬尘，垃圾也不少。天雨外面带进来的泥巴扫也扫不动，有时扫了好长时间没扫完，急得泪水直流。

每天煮三餐饭时，首先由我放米下锅，上好水，接下来烧火（往灶里添柴拱火）煮饭。烧火很费力，一把柴刀又不利，柴火里尽是刺，开始每天都被扎到手，又很难点燃将火增大，慢慢掌握了技巧，什么都得自已学着做，到了六月间，真是很难受，烤得满头大汗，烟灰呛得眼泪直流。由我嫂嫂炒菜，炒完菜后就轮到我把饭烧熟，如果时间太长就烧焦了，如果烧得太短饭就不好吃，特别是到了秋天吃红薯时火就更难烧了，最后由于我多次的细心观察，得出了一条结论，如果锅里无响声了，基本上可以了。

又过了一年，有一件难干的活就是喂猪。我家养了两头猪，如果添食快了，它不吃完我不能吃饭，如果慢了它伸出头来想咬你的样子很吓人，有时还从猪笼里跑出来。那一桶猪食很沉，提也提不动，只能慢慢的挪， 除了做这些事情外，那时我嫂子已有了孩子，我还要带人（看娃）、洗尿布，那时为了这些事，我也总想哭，因为我才5、6岁便没了母亲，而且还要做很多很多的活计。从很小的时候就这样锻炼了我爱劳动，也让我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没有和其他孩子们去玩的机会，我甚至连踢毽子都不会。

有时候我嫂嫂回了娘家，哥哥出外地教书，我父亲外出做锯工，由我一个人守着几间房子的一栋屋，他们出去后怕我单独做饭发生失火，叮嘱我要少生火，有时候一天也吃不上饭，几乎饿得发晕。

每天起来打早火，要比谁都早点起来，生火烧水，等我嫂嫂起来，她便有了热水跟孩子洗抹做饭。如果有一天醒来迟了，屁股上就会被打几下。小时候连吃饭时，菜也不敢多吃，挟菜时生怕我嫂嫂看见骂我挟多了。晚饭有时都不敢去吃，因为平常只有我和嫂嫂在家，我觉得我小时候好象一个铁人机器人一样，被不停的操作着做这做那。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做好事情、怕人、从不说话，那时我并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温暖、关心、爱护，也不知道恨又是什么。反正我也很少与别我接触，好象只认识自家的人，我不知道母爱的味道，也没有去想太多母亲，记不得母亲的样子，每天只忙于做那些繁重的家务之中。后来渐渐地养成了怕别人不敢惹事的习惯，担心时刻都有人来伤害我。只要人家不天天打我骂我，我好象就满足了。小时候的事情过于久远与模糊，

三、走进了学生时时代

我1953年快9岁进了学校，当时的学校校名是彭家岭小学，只有两个教室却有四个年级，教师两人，每个教室有两个年级的学生，“复式班”，我当时是一年级，同四年级一个教室。我记得很清楚，开学不到几天我要填红帽子（我也不懂什么叫红帽子），我同桌是一个四年级的学生，他说帮我填，我也不太懂就给他填，结果挨了一记耳光，因为我哥是我老师，当时我哭了一天。随后我才懂得他是为了我好，让我自己要学着填，要我好好学习，不要总是让别人帮忙，为自己学点真本领。于是我读书一直都很用功，二、三年级都是班里的头名，三年级还当了班干部和少先队干部。我数学成绩很好，我才三年级我就可以计算五年级的数学题目，但是没想到1956年时，因为在湖区生活的原因，卫生得不到保障，我患上了血吸虫病，暑假里我就去治血吸虫病。我生怕打针，每天得打一针，每次心被吓到跳得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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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依然很困难，因1954年的大水灾，房子大部分倒塌了，稻田也全部被淹了，桔子树在冬天冰冻里也冻死了。每天放学回家要去挖野菜充饥，吃的一点点米从云南、贵州政府运来救济人民度荒，一直到1956年粮食依然紧缺，我在学校吃的饭都少了很多，我只想在碗里多加点水蒸，有些学生家里可以送一些蛋或肉，而我却没什么，当然我嫂嫂也去学校看过我一次，送去了一点盐菜肉。

1954年这一年，我父亲娶了一个后妈，她对我很好。生活困难，我也爱生病，我头上长了一个大包，烂了好几年，她每天帮我洗，终于给我洗好了。 1957年我小学毕业并进入了南竹山完小，自打我后妈来了以后，我的家务劳动减轻了很多，有了后妈的这几年我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只可惜她活的时间太短，1961年她就离世了，我没什么能报答她的。

58年开始，全国进入了农业合作社，开始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进入了大跃进时期，我们也投入了集体生活，住在学校的反正实也行吃饭不要钱，村里面办起了公共食堂。学校开始了勤工俭学的工作，因为学校也有农场，也叫科学农基地。在南竹山完小读了两年书，编班为28班。读五年级时班主任老师叫张先觉。张老师在六年级时调走了，换成了汪玉成老师，那时我在班上成绩很好，特别是主课，所以老师让我担任了班长和副中队长。但那时我的缺点仍是不爱说话，也不喜欢参加文体活动，到六年二级时因生活越来越不好，又住在学校，加上我本身从小就患上了血吸虫病，身体便一天一天的垮下去了，日见消瘦。尽管如此，在那时成绩为5分制的年代，我的各门主课都是5分，我的学习情绪很高，但我的体育、音乐、图画总是4分。记得五年二级因少了一个5分而没有得到优等，为了这个事情我哭了好一阵子，结果班主任老师知道了，便找我谈话说：“你的成绩很好，是过得硬的，全班拿主课来说，你算第一，你的成绩又真实。”从老师的谈话里我好象得到了安慰和鼓励，读书就越来越发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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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六年级，全部搬进了学校住读，粮食实行供给制，读书也不要钱，但学校经常组织搞劳动，那时候我长得算比较高的，但偏瘦，由于自己的算尊心很强，总是拣那些重活干，肠部因为血吸虫病经常痾肚，身体更差了。但我一直坚持着。后来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沅江一中，那时中学比较少，全沅江县9个区，仅有两所中学，人数收得也很少，两所中学只录取6个班，每个班不超过50人，这是一件值是骄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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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入沅江一中后，粮食供给也迁往了学校，由国家统一供应口粮，我就这样天天住在学校，第一个暑假回家，参加了队里的劳动，他们认为我个子很高就把我编在一个妇女的打谷桶那组，四人传一个桶，另外三个人年龄比较大，体力却也不好。我还只是一个初一的学生，也才十六岁，于是我们这一组显得没什么效率，到了晚上大队幼儿园的老师带着小朋友们来送流动红旗给效率高的，而我们这组只能插上绿旗，出于好强的自尊心，我又急得哭了。

在初中一年级时，由于我小学的成绩好，有了基础，总算成绩还行。到了初二，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调去教毕业班，同时那也是一个全校都要向他们学习的一个班级，全校掀起一个比学赶超的高潮，校园内到处是“学习胡志勇，赶上50班”的标语口号，每个学生都沉浸在一个比学赶超的热潮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比较，我们班就分流了，我被分到了沅江一中的59班。

由于大跃进时期有变化，教育面临改革，1960年搞了一个春季招生，我们学校又招了一个初中班，但这个班的学习成绩较差，学校进行了一个大调整，又重新编班，我又换到了58班。1961年开始实行“下放政策”，学校里一批年龄较大的学生，每次一下放一批，班级又得重新调整，我又被编入了55班，一直到毕业，辗转中这样确实让人很难受。

生活的困难从来没有停止过，身体不好导致天天咳嗽，晚上不能好好的入睡，白天就会打瞌睡，营养不良与作息不良的双层情况下，国家又缺医少药，我的病一直无法完全医好，结果得了支气管炎，经常咳血，学习成绩一天天垮下来，学校动员我休学，结果我自己不愿意，加以1962年，要充实农业一线，沅江一中仅仅招了2个高中班，包括全县连中专也都不招，毕业时没能得到升学，就这样我回到了农村，回到了自己的家。

第2篇 开始走向社会寻找自己的生涯

1962年是个不平凡的年，农业已经连续遭受了自然的灾害，农村不能保证温饱，城市工业下马，学校停办了很多，中等专业学校不招生，普高全县也只招了两个班。

因农业上不去，粮食供不应求，国家采取了有力措施，充实农业一线，提出以粮为纲大办粮食。从58年以后，迁往城市的人员和招工，大部分是下放。有部分是农户下放，也有的是知青下放，正好我碰上了这样一个年头。

由于生活比较困难，我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虽然我每天的口粮将近是一斤米，但是我每天要节约几两米回家给我父亲吃，那时他已经得了水肿病，无粮食吃很快就会死，但也只能这样，我的身体也一直不是很好，影响了学习，也没能升学，户口从城市转回了农村回到了我童年生长的地方。我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看到了有的同学到益阳长春中学读民办高中，有的当了代课老师，而我呢，回到了又穷又落后的穷山村，后来在村里和家里我接受了很多的教育，我变成了单纯幼稚的农村青年，树立了在农村开花结果，把农村建设好的想法与目标。想把我们这个全县一百多个穷队之一的地方经济搞上去。当时我去新华书店购了一本穷队变成富队的书送给当地的支部书记，加上我是为数不多读个初中的年轻人，队上的干部们认为我很有培养前途，不久我就入了共青团，又入了党，当了农村基层干部，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搞了农田基本建设，农村也越来越好了。

1966年修起了烟包山，两个大队合成了一大队，一起修了电排沟，做到了旱涝保收，每年都进行农业的基础建设，大力种植长年生经济作物，如茶叶、柑桔、苎麻等。大队也办起了林场、园艺场、加工厂，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群众也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未完，共173页，目前转录了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