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篇 走进了小家庭的生活
自从学校走向社会以后,开始了寻找自己的知活道路,不曾想,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尽管学校不招生、工厂不招工,随着行势的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只能打定了主意扎根农村算了。心安了,就想在农村安家算了,队上作了介绍,就是本队的。
我丈夫当时家里很穷,父亲过世得早,母亲又不能下地干活,兄弟姐妹年龄相差不大,他父亲去世时,他只有9岁,父亲走了后,一直靠集体照护养大,生活非常清苦。而那时另外有一个同学给我作了介绍,是沅江县林业局中专毕业的,我没有同意,我是这样考虑的,林业局的这个人,一个他家里在华容县离我家太远,二个他家里人口也多,他是大儿子,有两个弟和两个妹妹,除了父母还有祖母,看来负担也是太重了,再者我家有个父亲,母亲在生时就和我说过,要招一个女婿养父亲的老,所以我一直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不让我父亲去队上吃五保(那时我的舅舅已经病逝了,我母亲本来四姊妹,只剩下她一个人),我也要像男孩子一样,担任起养父亲的责任,最后我想我也不了解他,所以我就拒绝了,这才选择了我现在的丈夫,当时我认为他是我理想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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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虑的原因是,一个他父亲已经离世,我的父亲没有了儿子,他同意像儿子一样住到我家,二个他的文化程度与我相当,爱好也相同,同时很有志气,有理想,三个我和他同过学,从小聪明,在校学习时总是成绩名列前茅,学业优等,还有过跳级的经历,身体也健康,四一个小伙子虽然个子不高,但还是长得很潇洒,看起来也很受人喜欢,还有他的优点也弥补了我的缺点,我对体育没有基因,而他呢,体育项目样样都行,这样一来对后代也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五来他出身很苦,当时很讲究出身成份,他家里是贫农,我从很多杂志里看到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定懂得勤俭节约,吃苦耐劳。那时他很是自悲,认为自己很穷,无人愿意嫁他,自从别人介绍以后,他追我追得特别厉害,隔一阵就一封信要介绍人送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我们开始谈这一年是1963年。
到了1964年,有些人说以我家的经济条件、社会关系,又是个独生子女,都说是一朵鲜花,怎能插在牛粪上呢,另外想做介绍的人也多了起来,有的是部队干部,有的是家庭条件比他好得多的,有点是供销社的干部,还有的是粮站的干部,特别是有一个同乡大学生回来后在家休作,他托他的叔叔来作介绍,他叔叔告诉他说我早已找了,他知道以后找我说“当时他只顾学习去了,没有想到你会这么急找对象了”。事实上我那时才18岁,因为生活所迫,使我这么早的成熟了,在那种情况我几乎有些动摇,我现在的丈夫非常害怕失去我,他说如果失去了我,他永生永世不找对象了,他还说要是你真的离开我,我就只能投井自杀了,那时我也非常害怕,如果他真的这样,加上他答应养我的父亲,我的良心就不能安宁了。我说我从小无母亲照顾,营养不良,身体不好,做不得重活,他说那算什么,女孩子只要有人照护身体会自然好起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亲人了,你不能欺负我,他说,那当然,我一定保护好你,不让任何人欺负你。他回答我说“做夫妻同甘共苦永不变心。
因为身体不好的原因,月事到18岁才开始来一次,我和他说担心我没有生育能力,他说这也由不得人,万分是这样没没关系。于是,很自然的,我们便这样开始谈恋爱了,生活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同时想了将来还要读书,如果找到了工作如何干出一番事业,如何兴家创业,反正他家一无所有,都得重新开始,而我呢,也是一穷二白的开始,这也样无妨,人定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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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又过了一年。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志成已经调了公社去到信用社当了会计,调出之前,帮群众做了很多好事,尤其是他在生产队做出了一些成绩,例如在生产队的财会工作,做到了日清月记,并且在全区对公社检查财会工作时,全区居然只有他一个人做得符合上面的要求,当时志成因为这件事情被评为县里的“回乡知识青年积极份子”。并出席了省里的表彰会议,这在当时是非常荣誉的一件事情。而我,那时也表现很好,在大队当上了妇女主任,组织上也培养我入了党。
时间到了64年的7月份,地区卫校在农村招人,当时上面提了我的名字,大队里材料都已经搞好了,记得那天支部书记外出开会,只有副支书在家,他找到我说他有个想法,志成人品又好,工作还积极,唯一就是家庭里面太困难,如果让我先参加了工作,男的压力大,工作不专心,担心这那的,那么这桩婚事估计就很难办了。书记这么一说,我思考再三后就让他先调出去,但这样我便错失了一个好机会,也许我将来再没法去读书参加工作了。这个事情直到生下第二个孩子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原大队会计同我坐一条船去粮店卖米时,才把真象道出来。自那以后,他的上级领导全力以赴的培养他,先调到会信用社当会计。得到鼓励与认同的志成,没有骄傲,工作更加的脚踏实地,业务上也提高很快。当会计不是只坐办公室里,也更加需要吃苦耐劳,因为公社没有装广播,也没有通下面的电话,志成他经常不管有多晚、雨下得多大,路有多滑,都坚持日清日结,将组织上的通知下发到下面的大部里,货款的支出与收回也很及时的完成,公社党委书记、信用社和其他一道工作的同事,都认为志成是一个好苗子,今后一定会有出息,是一个值得培养的对象。那段时间上面的招生机会极其的少,内部培养就显得尤其重要,公社书记多次出出想推荐志成为公社团支部书记,但上面都还是没有指标。
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没过多久,中央发了一个重要的通知: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为这个通知,湖南省财贸系统准备招收一批政治学徒,计划是先安排到地区商校去读书,半年后参加社教,当政治学徒(当年是有这个称呼的)。志成思来想去,面对目前的局面,有几条路可以选择,首先留在信用社,每月工资有39元,出路却没有政治学徒的广,政治学徒工资只有19元;其次正是征兵时节,如果当兵去锻炼一下,在部队能当个干部,那也非常不错的。想罢志成特地赶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还是去读书,当个政治学徒,将来肯定是能进国营单位,也可以调动,虽然工资目前低一点,但肯定是暂时的。就这样,他就去打算当政治学徒去益阳商业学校读书,公社问他有什么要求没?因为去上学后参加社教,大概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在这种情况下,志成提出有一个放心不下的事情,那就是没有和我结婚,这个事情在他心头实在是非常重要。公社领导就说那就新事新办,从简从速,举行个简单的结婚典礼。说完,公社的领导和大队的领导就来和我做思想工作,说公社会照顾一床棉被,物资实在是紧俏又缺乏的年代,我也没多想,婚便如此礼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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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之下,尽管已经结婚了,我的内心还是有些矛盾与痛苦的,认为结婚以后,从此相夫教子,最多做个农村妇女主任,前途就断送了,结了婚大抵那些招生招工便真的和我无缘无份了。我整天背着这些心理包袱整天忙着家务和生产事务。农村的经济依然很是困难,人均口粮还是不够,吃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那时烟包山还没修好,每年还会遭受洪水的袭击。婚后没多久我便怀上了孩子,到65年大女儿丽辉出生时,生活上更是困难,过年才称下了壹斤贰两肉,过年后家里仅剩下壹斤多谷子。为了帮家里,我父亲每天都去帮人钻磨子,或给人家补什么家具一类的旧物件,换一点钱买点红薯米,我自已也每天去队上出工,一边出工一边捡些野菜回来当饭吃,稻子还没成熟就从自留地里摘回来,用磨子磨了浆做糊糊吃。还有一种很苦的春荞,我生了丽辉的当天,都是吃的苦荞,没有吃上一粒米饭。这时我丈夫寄了20块钱和35斤粮票回家。为了这事还和婆家闹得不愉快,因为婆家生活上也相当困难,平时在公社时每到15号,他娘就只留了10块给他,其余全部领走了,此次听说儿子寄了钱和粮票,便想来索要大部分走,还让队上的会计彭佑云写了一封信痛骂志成。说一定得要回这些钱和粮票。当时彭志成回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说服他家里,内容我全然不知,听队上人讲,他批评家里,说我太受苦了,从怀孩子到孩子也出生没寄过一分钱,因为他的工资一直还没发,他是借了钱寄回来的,同时队里的大队长也去他家里做了好几次的工作,最后他家里便没要这些钱和粮票。
我将这些钱和粮票全部买了粮食,当地一些人家送了一些东西我给我吃,条件稍好一点,我也还是感谢亲朋好友和队里领导的照顾,把自己喂的鸡杀了,买了些菜,买了半斤油,请这些吃了一餐便饭,后来就在我坐月子时吃了一点大米饭,平时依然野菜红薯米凑合着,为了省吃俭用,朋友送的鸡蛋我也卖了,做自己做了一件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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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七月份放假时,他先回到自家看了娘和兄弟,然后来到我这里,因为他家非常穷,没那么多房子住。所以我们一直住在我娘家里。回到家以后,他娘把他叫了出来,又说了一顿吧,说完以后,两个人又到了我家里。原来彭志成去社交时,在公社有一床小垫子给了我,他娘这次来,把这个床垫子拿走啦,又絮絮叨叨说了半天,我也没有做声。只有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那时7月下旬,正值天气炎热。我父亲把他的床垫给了我,自己睡了一个夏天的硬凉板。我也不怨别人,只能更努力去拼搏。
我已经差不多坐月子到30天满月了。由于营养不良,休息不好,身体非常的虚弱。连走路都走不动。因为这件事情,导致我的心里就非常的气愤,我也没有发脾气,我当时心里想,我要起来,我要去离婚。让她好去照顾他的家里。我虽然爱他,他也真心爱我。但是我还是受不了这样的。我想我作为彭家的媳妇,我也需要关心。而生活给我带来的困难与压力非常之大。我一点都没有得到他们家的体恤。作为一个要强的人,我要为生活而拼搏,我要得到一些尊重。打定这个主意后,我吃了早饭,知道他会去公社。虽然我没有很多力气,身体还算虚弱。我怎么熬得过,和他吵也没用,别人看了也不好意思。
在路上,我碰到了,我初中的同学尹建英,他看我脸色不好。他一定要坚持送我回家。但我仍然想拖着虚弱的身体去公社。结果还没到公司就碰到了彭志成。他问我这是要干什么去,路都走不稳,为什么还跑出来?我一下子鼓足勇气,流着眼泪说,我想和你离婚。他慌忙硬是把我拉回家了。他说公社里的,同事都留他吃饭。但他心里总觉得不安定,好像预感家里要出什么事,他就赶忙回家,结果在路上遇到了我,幸亏早回家了要不然。真的,这个事情如果发生了,闹到离婚就太不像话了。一来别人会认为我是提了干,人就飘飘然,就想东想西。再者最重要的,我根本就没有变过半点心,一心一意爱着这个家。只是,家境的缘故,有时候也没有特别多办法。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会把我们的生活建设得更美好。
生下第一个孩子丽辉以后,算是有一个更完整的小家庭了,在农村来讲,一个家首先应该有自己的房子,有房子才有了安身立命的场所。可那时我住的还是我嫂嫂的房子,跟我哥在63年就因为血吸虫病去世了。而嫂嫂已经改嫁到台公塘大队。当时生产队有很多人说,父亲跟我住归我养老,房子应该分给我一半。帮我找山炮分去一半,所以经常回家来跟我说房子是他的。她吃了很多亏,才起好的房子。当时我也想过,父亲,我一定会要给她养老送终,不会把包袱丢给生产队或者嫂嫂。男女平等儿子可以养老,女儿也有责任要养老,在这个方面。我下定了决心,关于房子的问题,我就认为算了,这个房子不要也罢。因为哥哥已经走了,还有一个年幼的侄儿要养。本来我为了离世的大哥应该承担起侄儿的养育,但是也怪我,那个时候没有太多能力,只好由我嫂嫂带到台公塘去养,现在这点家产算什么呢。我跟我丈夫商量,他也同意。我还说你们家的家产我也不要。也不要分什么东西。还有你们家在公社欠的钱,全部由我们这边还,你看怎么样?志成认为我气量大,姿态高,于是这件事情就定下来了,我们决定齐心协力白手起家。首先做了一点家具,一个床铺,一个大的立柜,一张吃饭用的四方桌,几条凳子。这些东西的开销。都是我父亲跟别人换工做的。父亲一直在默默无闻的,努力的做事情,来帮我们建设这个家庭,我一直非常感恩于我的父亲。
从这以后,我也是想着如何把家庭搞得更好。从此便否决了自己,一心想去被招工招生的思想。很快,到了冬天就我准备买一台缝纫机。我想等他一同去买,结果等啊等啊,等到离过年只有四天,也就是腊月二十六号。回来了一封信。他不能回家,他要参加抢修韶山铁路。这个工程上面要求抓得很紧,要求在明年国庆通车。希望我自己去处理好这些事情。有时候想,刚刚成家。面对的困难也很多。他也忙。也在为这个家的未来拼搏。我只能自己多想办法,把一些,事情自己处理好吧。第二天,我自己到了益阳人民路商场,买了一部华南缝纫机。价钱好像是136块钱。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算是一笔非常大的巨款。但我想,这笔投资一定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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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买一台缝纫机?我是这样考虑的。一方面,可以给,家里人做一些简单的衣服,同时也可以帮公社队里面其他家去做一些衣服,然后放一些钱贴补一下家用。但实际上从无到有学做衣服,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我只自己学了40天才缝纫机,做普通的衣服,其他的,也只能靠自己去琢磨自己设计,自裁自剪也吃了很多暗亏。那时候做衣服的工价非常低。例如做一条裤子,按生产队,出一天工,记六分工,美食分工,还不到三毛钱。可想而知,做一条裤子大概也就是一角七八分钱吧。尽管这样,在当时这还是很可观的,每天晚上做件把衣服还是不打紧的。算起来也比较合适。我一个妇女劳动力,每年在大队可补上一个同董妇女劳动力与公分,同时星期天和一些节假日,我丈夫回家也会帮我在队上做一些劳动,加上做衣服的工分一起,那每年我要相当于达到了三个同等劳动力的收入。而且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年纪比较大,不需要再队上做农业的劳作。因为他的老本行是木工,只需要在大队生产队修补一些农具,盖房子,也能赚一些工分回来。我父亲是,非常勤劳的一个农村人,他一有空,就会去帮人家做一些木工啊,锯工,也忙得非常晚,我心里也无比的心酸。父亲的忙碌也放了一些回报,嗯,大概一天能有个一块两毛钱的工钱。父亲赚的钱都是交给我去管理。因为我也承诺了,要给她养老送终,我父亲,对我的爱,都是默默无闻的。丈夫也经常从单位买了一些康和一些碎米之类的,作为猪饲料。父亲也帮我经常去打一些猪草,这样混合的饲料会让我们家的猪总会比别人的长得快,每年收入也比别人多一些。我的工分比一般的家庭要多,所以慢慢的从集体分的粮食也多了起来。生活也变得慢慢好了起来。在农村如果生活变得好了起来,也会有一些人眼红,我对这些也不置可否。
时间又过了几年。到了1968年,我已经生下第二个女儿丽苹。这几年的收入,比一般的家庭要高了一些。但是生活却比普通人要低一些。原因是我想要给我们家建一个房子,所以要省吃俭用,幸亏当时的物价还是很便宜,从1966年。5月6号。第一张大字报是毛主席写的,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很多人加入了造反派。有的地方还搞了武斗,我很少参加那些活动,因为我的时间不允许,我必须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充分的忙碌着,除了公社大队组织的批判会,要学习文件,写心得,写决心书,如何捍卫党中央毛主席之类全体党员都要参加的工作外,其他的我几乎都没有参加过。我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几乎就把青春耗费。在无穷无尽的时代浪潮中。
文化大革命掀起的时候,迅速的,将这股风潮席卷到农村,城市的各个角落。而且发展的广度,深度是你无法想象的。作为基层的干部,经常要汇报。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人。经常采取揪斗的方式。我们也不敢和他们来往。那个时候只要有人怀疑你,你就是阶级敌人。一旦被人揪住一些小辫子,那就会被批斗的很惨,甚至会面临死亡。
我其实没想那么多,我只想一心,把家里,建设的好一点。在家里做事,看裁剪书。我只是非常担心我的丈夫,怕他在外面站错了队,搞得不好,就被人批判成了坏人。我离不了,七天就会写封信给他。也差不多是,我一看到他的信,我就马上回信给他,他已收到我的信,也会回信给我,要互相看清楚,目前的形势,千万不要,乱动,不要心血来潮去和造反一起去惹事生非,要多做事情,少发表意见,少讲话,对每一件事情进行细致的分析,看准了然后才去做。所以那个时候学校的学生不去上课,向老师造反,写大字报,工厂不事生产,工人去造反。到处充斥着大字报。67年68年正是高潮期。因为我们是农村,相对右臂晒一些,我们当地,也相对安定一些,比较少人去外面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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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化大革命,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物资运不出去,那当地的农产品就非常便宜,吃肉吃蛋鸡都很便宜。肉是七角五分钱一斤,鸡蛋五分钱一个。其他的东西很多都要计划,比如布、糖等等。因为我丈夫长期还在外面工作,回家的日子也比较少,我也体谅他,毕竟他也是为这个家在努力奋斗着。从66年到68年。我们两父女只认得放肆去做事。因此也有了一点积蓄。于是便花了400多块钱,买了别人两间房子和一间茅草屋。我丈夫的工资还是很低。开头只有19块5。到了68年才加到了33块。我们家的积蓄来源大部分是我父亲拼命去做木工和我做衣服赚回来的。当然,我丈夫每年也会寄回来一百多块钱现金。当时我们全家人的一致目标就是要起房子。只有有了自己的房子,人生才觉得会痛快一些。
有了这个目标,我省吃俭用,每天只吃两顿饭。孩子们跟着也很受苦,除了吃奶以外,也没吃什么东西,断奶以后就是跟大人一样吃杂粮,吃红薯饭啊,一些小菜等等。
要穿衣服的方面,因为丈夫是在外面工作,在穿着方面还是要有所注意,所以我也经常给他做一些新的衣服,一些旧的衣服,就改了,以后留给自己和孩子穿。尽管这样在人们的眼里,也认为我们家穿的还是很好。把旧的衣服翻个面来做,颜色也还好看一些,也改的比较合体,穿起来也落落大方。
记得有一件短棉袄大衣,是我第一次学会做衣服给自己做的,看见我丈夫出去工作,我自己没舍得穿就给了他,他穿了几双颜色,退了以后棉花也硬了,一边也烂了,于是我就把它拆开洗干净,把棉花重新弹了一次,改了一件更小的棉衣给自己穿,一直穿到80年才没要了。
那个年代,那个环境。我知道自己再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一心扑在建设自己生活的目标上面。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精打细算,日夜辛苦的劳动。记得有一年,总共全家人才吃了九斤菜油。到了1969年。我们终于准备起房子了。。
建起了自己的新房子
自从66年,生第一个孩子以后。好几次的招工招生的机会,我都没有去成,第一次招工读卫校,因为顾及我丈夫还没有参加工作,我没有去成,第二次招我去当老师,他们的理由是我丈夫已经参加工作,不能让我们家,一家人都出去了,只能找其他人,第三次社教在66年结束后,同意调我去当政治学徒,一年以后分配工作,结果这个时候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不再需要搞社教了,那些,与我相熟的领导,被人打成了走资派。更加没有办法帮我了。有时候想起来,时不我与,也真的是没有办法。事情到了现在这个状态,结了婚,生了娃,我就跟我丈夫商量,我也许只能,在农村干一辈子了,于是建房子就成了我人生的第一大目标。还有一个原因是从66年起,在社教运动中修好了烟包山,也建好了电排,旱涝保收,只有69年,受了一点积水,淹了一些田地,粮食比较紧张。
建房子的事情终于要开始了。在这几年里面,其实,在材料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准备,如果再不起房子的话,有些木头会烂掉。所以我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尽快把房子建起来,但是要知道在农村建房子花费还是比较大。盖完房子后一直到70年,我们全家都没有吃过一餐饱饭,有时候经常饿的发晕,连猪都不吃的红薯糠也吃了。孩子跟我们一起也,非常遭罪。因为要出去做工,父亲也要出去。有时候没办法,大女儿丽辉,她可以跟邻居的孩子一起玩,但是她又没办法去看好自己的妹妹。因为怕丽苹出事情,所以经常用绳子把丽苹拴起来,拴在窗户旁边。回想起来也是眼泪巴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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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自己的体重也陆续下降的很快,到了71年,我已经很难坚持下去。继而生病,被送进了医院。自打这以后,经常头晕目眩,还引起了。胃痛,贫血,肠炎,支气管炎等症状。幸亏到了71年以后,条件一年比一年好了起来。在这么困难的年代,真正关心我的人,只有我丈夫跟父亲。有一回。我改嫁的嫂嫂给了我54斤的粮食指标。这是我一生以来记得,别人给过最大的恩情。
所以在1991年。他找我借了一千块钱的时候,我也毫不犹豫的借给了他。那时候银行一年的利息也不少。因为人家对我好过,我便一直记得人家对我的好,春节我也会年年去拜访我嫂嫂。因为知道钱来的非常不容易,一般任何人跟我借钱,我都是不肯的,因为我吸取了父亲的教训。他在年轻的时候把钱借给人家,那个人读了大学,参加了工作,结果解放后,一分钱没还,那个人就离世了。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大队支书,出面在一队借了70斤谷子给我。那时候我丈夫的姐姐,家里的粮食比较多,因为湖区是产粮区,我在那种困难下,我也没有向他们借过一粒粮食。估计他们也没有,想要有给一些援助,因此我对我丈夫家那头的亲戚,那时候的感情比较淡薄,但是,我该做的人情我还是会做了。嫁女儿,娶媳妇,添孙我都还是做了该做的人情。他姐姐过世的时候,我也拿了50块钱。因为我们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他们总有些人觉得我给的太少了。到我家环境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我也会适当的接济他们一下。其实那个年代可能谁也怨不了谁,毕竟是每家的情况都非常的不好。
我们家的房子在69年农历九月份的时候起好了。起了两房瓦屋和一间茅草屋。但是我还没有搬进去住,原因是这样,我好心的父亲让我丈夫加他共四兄弟,除了我们没有分到家产之外,他们另外三兄弟分家了,也有没地方住的,要我让给他老弟住,我就这样大公无私的同意了,到第二年冬天才搬进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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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生病的几年日子里
条件已经好了一点,欠的帐,也已经还完了,饭基本上可以吃饱了。可偏偏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出了问题。因为有胃病,经常会呕吐,眼睛,因为经常在晚上,做衣服的缘故经常发胀,身体很虚,只要一做事就大汗淋漓,晚上睡觉也不停的出虚汗。时不时的会咳血。加上血吸虫病,又引发了肝脾肿大。身体实在坚持不下去,我就去了杨梅山的血防站。主治血吸虫病也同时也治疗其他的病痛。在72年农历二月份的时候又去住了院。平时去医院,一天两天就回来了,在家服药,这次是正式的住院治疗,同时也把丽辉也带去治血吸虫病,我父亲就在家带着二女儿丽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院,终于出院了。但病情没有,特别大的好转。幸亏那个时候只要是吃血及虫病,一切费用由国家负担的。在医院只需要带一点生活费就行了,生产队还会补助八块钱的生活费。出院没?到两天又转到了附属二医院去。通过x光照片检查吐血原因是因为支气管扩张。医院说也没有特别的药物可以治疗,但是有个方法,通过怀一个孩子,增强自身免疫力。这样让身体会慢慢好一点。于是到了73年,怀了三女儿丽琴。74年6月份,三女儿出生了。果然身体好了很多。但是因为小时候的身体就比较虚弱,到了,76年,又旧病复发。于是我丈夫果断的在76年3月份的时候安排我去宁乡治病,因为丈夫也是在宁乡工作。在宁乡的那段时间,又怀了孕。因为身体不好,担心生下来的孩子,会身体也不好。于是就去医院做了刮宫流产。过了,第二个月,再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上次,流产没有成功。如果继续坚持做刮宫,身体可能会受不了会出大病,就这样,77年正月初六的时候,我第四个孩子出生了。总算我们家多了一个男劳动力了。
在这几年生病的时间里。经济损失倒不是特别大。因为血吸虫病,是国家可以报销。同时我丈夫的单位,宁乡冷库,也照顾了一点钱,因为在69年的时候,我已经是大队的支部委员,因为我平时的努力也补了我同样劳动力的工分。反正那个时候是大家,富裕程度共同上升。毛主席的一贯政策,有福同享。在家里,我的老父亲也帮我问好了猪,做好了自留地,到了76年第二次整修房子的时候把,边上那一间茅草屋也换成了红瓦屋。正在修房子的时候,金辉还怀着肚子里面,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举国痛心的大事情。毛主席在1976年9月9号凌晨逝世了。
我们听到广播里的报道,整个人都惊呆了,不相信耳朵里听到的。当然没听清,说个信息时,有的,大哭起来,有的在叹息。那年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到了77年,元月8号的时候。周总理也离开了。这一年有好几个伟人,也相继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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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2月份生下了小儿子后。当时家里一片喜气洋洋。因为我生了三个女孩子。在农村来说是会受不少气,这回总算生了个儿子,要扬眉吐气一番。我们最后摆了十多桌客。除了这个喜事以外,还有一桩喜事。我丈夫也顺利的从宁乡,调往了益阳冷库工作。双喜临门之余,我的身体也好了很多。政策越来越好,大多数人们的生活也起了很多变化,而我们家的变化尤其大。
随着政策的变化,家庭的变化也大了
从多年的集体制度,开始,起了变化,生产队从做集体工改为了包工。以前全部上工分来计算。定质量,定数量,定任务,来进行生产安排。例如每亩地拔草是多少工分,摘一斤菜是多少工分,插一亩田是多少工分。后来到了79年开始包产到户。每亩地交多少钱,记多少工分,成果存在集体等分配。
到了80年后,已正式分田到户。我们家自从开始搞包产到户,经济一年比一年好,到了83年又一次建了房子。而我自己自从79年担任了大队的支部书记,事情也越来越多,孩子多了起来,家务活也多了起来。孩子们也非常懂事,从六岁开始学做家务。放学回家后都要煮饭。洗各自的衣服。帮忙喂猪,摘茶叶,栽油菜,插田,割禾,收草。
我的担子也很重。大队里分管多种经营,搞配购任务。每人每年要交一些猪肉,每人一只鸡,一斤蛋,加上80年以后计划生育搞得特别严,工作量更大了起来。搞了责任制后,家里分了两亩多茶叶土,分了三亩多土麻桔土,还有三亩多稻田。分了这么多天,几个劳动力都要很勤快,要不然就根本做不出来。我们家本来劳动力就比较少。父亲年迈而我丈夫在外工作。那个时候刚刚由集体转成包产到户,还是有点集体主义思想,只要喊一声,搞一餐饭就有人愿意来帮忙,后来就要给工钱了。那几年我也是忙得死去活来,但也欣喜的看到,家里的收入,越来越高。油菜籽每年要产600多斤。稻谷也能收4000多斤,茶叶每年要摘一千多斤。但是要自己浸总、催芽、播种,插田、打谷等等很多农活。那时候我丈夫,刚调单位,也是忙的得不可开交。但是我丈夫,对家里还是非常上心,每到了星期六下午,就骑单车赶回家里做农活。星期一早上就赶回厂里去上班。踩单车也差不多要30多公里,天还没亮就得出发。但是很显然,农村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后来我丈夫在队上找了一个单身汉,自己的田也比较少,有空时要她来我家帮忙。每次回家也会带上一些烟酒送他。确实,他也帮我家干了不少重活,我们也会,帮他做一些衣服和鞋子。但是不幸的是,他在89年就离世了。因为受了一些委屈,喝农药自杀。恰巧那时候我们已经在城里,所以没有,能够及时关注到他的一些事情。每次跟孩子们提起他,孩子们都表示很感激他。可惜的是,光景更好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帮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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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年近80岁了,也天天忙着帮我做一些事情,特别是在83年起房子期间。忙得不可开交。我丈夫平时在单位也很少,晒太阳。在盖房子的时候突然晒太阳,连皮都掉了一层。现在还隐隐约约能看见这些疤痕。我自己也累的有时候吐血,发晕。孩子们虽然年幼,也很懂事听话。
随着我们的劳动生产都比较好,粮食每年都吃不完,钱也有了一定的积蓄。反正从别人看来,我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也很充实。每年再也不怕砍柴火。以前一个人砍柴火回家。没人帮忙,又重又远,一路流眼泪。后来我丈夫每年从国庆元旦节,他把那个单身的老乡,叫来一起把柴火砍下来,堆起来干着,也能烧好几个月。
虽然体质非常虚弱,经常头晕眼花。但我一直坚持着,很少倒下,孩子们也很少生病。但是有一次却让我吓坏了,在1977年10月的一天,小儿子因腿上生了一个大泡,赶紧去三眼塘医院看病,小儿子的化验结果,显示他得了败血症。医生说可能当天下午都会出事。但是我没有做任何住院的准备,结果只好先住下来。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反应。急得我直哭,但是我当时很清楚,要马上转到,市里的医院去,条件要好一些。同时他爸爸单位也在那里,会方便一些。我马上去办了转,院手术,我记得3:20。有一趟班车去益阳。看表以后只差几分钟了,马上跑出去拦了车赶去益阳的医院,上车前已经打了电话给他爸爸,可能是我当时没有说清楚。他爸爸,骑着单车,急急忙忙赶到了三眼塘医院,然后又骑单车赶回益阳。
赶到益阳,到了桥北,根本分不清方向。恰巧碰上一个熟人,才搞清楚去她爸爸单位那里。匆匆忙忙赶到单位时,已经接近下班时间了,没看见他爸爸,我只好先去他爸爸单位的医务室,医务室的龚医生和王医生都不认识我了,加上我就是一个穿着很旧很旧衣服,一个十足的农村妇女,他们就准备下班了,有没有打算帮忙看一看。还好,刚好碰到我认识的张仲华科长,我跟他说我是彭志成的家属,请他帮个忙,叫个车子,把我们送到地区医院,我把情况说了一遍,他马上叫王医生,还有彭志成的同事鹿畅,因为路上他妈妈是小儿科的主任,于是安排有一辆货车,他们三个人陪我一起到了地区医院。经过化验,结果显示不是败血症,是蜂窝组织炎,医生说这是医疗事故,药物过敏导致,如果再多打五分钟就会导致死亡,好险。晚上就放在观察室里观察。等她爸爸赶回来时,已经在打吊针了。小子睡得很安宁,但夫妻也很少,我担心的,时常去摸一下鼻子,反正一动不动,打了一夜的针才把那些。药水打完,醒来的时候能吃奶了,医生才检查说休息一天,看怎么样,总共才花了六块多钱就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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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三个孩子很少生病,大女儿脚有一次突然扭了,扎了一次针灸就好了。二女儿小时候有点喜欢发高烧,去挑了干结也好了,三女儿不小心被开水烫了一次,但,也好得很快,三天就好了。那女儿还淹过一次水,当时我也不在家,听说是被邻居救起来的,还非常危险,晚上我回家时就好了,想想真是幸运。因为丈夫在城里上班,我便和我父亲带着四个孩子维持这个家,但总算,当时在当地来说,不论哪一方面,我们都是当地过得比较好的人家,但是辛苦的不能形容。
那时候四个孩子都分别上学了,我坚持一定要每个人都上学,不能再像我当年一样,那时候遇到的,环境不好,身体也不好。小儿子也在83年上学了,那时候才六岁,光着屁股在前里插秧,不知道,喜羊羊很大一堆,像母鸡抱子一样,所以,叫他扯抱鸡婆秧。
在83年的时候,给彭志成母亲做了一个70岁的生日,给我父亲做了一个80岁的生日,这些事也是有一些巧合,他母亲是5月24号生日,我父亲是5月25号生日。那时候时兴挑日子做生日,我父亲改到了10月国庆节才做,给他办了了将近20桌,也比较热闹。那一年,我家里又起了房子,也给父亲做的生日,很是欢喜。
到了12月份,彭志成的姐姐接大媳妇要去,吃喜酒。那是我起来了30块钱人民币。他二十三十五都拿了50块钱。所以他姐姐,有点生气,说是丢了些面子。其实我也想过的,因为我也有我的理由,首先我我起房子还欠了一些钱,经济还比较困难。第二个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有,拿过一分钱而彭志成他三弟结婚的时候,他们拿了70块钱。现在他们回你50块钱,从我的看法来说,应该是少了一点,拿80块钱也是应该的。他是四弟彭国朋那里,虽然只拿了30块钱,但是,还送了一只猪仔,算50块钱。而我,算是什么人情都没有得到。拿30块钱也不错了。在这我们也帮他们搞了一百斤的计划肉,差价差不多三毛钱一斤,也差不多30块钱的忙了。我这个人也是恩怨分明。特别是69年,我刚盖的房子,没有粮食吃,他们家条件好一点,也一斤都不愿意借给我们吃,当时我饿的病了,也没有人关心我们。后来他姐姐过世了,我也拿了50块钱,但是以后我再也没去过了。虽然他们内心,可能对我很不满意,但是我也问心无愧,我认为我对他们都很好,但是我的能力是有一定范围的,也对得起他们了。
因为很早就当家,知道生活特别的不容易,加上我身体不好,很早就失去了母爱,我特别特别想把自己这个家要弄的好好的,让孩子们不再受我当年那些苦难,好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有我丈夫和我父亲对我的帮助与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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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 18089字 整理完结共54页
后续还有122页未完待续
2018年9月22日彭金辉整理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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