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战争 【上】
战争是历史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之一,不会随着文明与民主的发展而减少。
在过去有历史记录的3421年中,只有268年没有发生过战争。
我们必须得承认,战争现在是竞争和人类物种自然选择的最终形式。
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说:“Polemos pater panton.”战争或冲突是万物之父,是各种观念、发明、制度和国家强有力的来源。
和平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只能靠公认的霸权或势力均衡来维持。
战争的原因与个人之间竞争的原因完全一样:贪婪、争强好胜、骄傲,以及对食物、土地、资源、燃料与霸主地位的欲望,国家有像我们一样的本能冲动,却缺少像我们一样的自我约束。
个人服从约束是靠道德和法律的力量,彼此都同意用协商的办法来代替争斗,因为国家为他提供了对生命、财产和各种法律权利的基本保护。
而国家本身不承认受任何实质性的约束。
这或者是因为它太过于强大,可以不理会任何违背其意志的干预。
或者是因为没有超级大国为它提供基本的保护,也没有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标准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
就个人而言,骄傲使人们在生活的竞争中更有活力;就国家而言,民族主义也会使其在外交与战争中拥有额外的力量。
当欧洲国家从罗马教廷的统治与保护中解脱后,每一个国家都提倡民族主义,使其成为海陆军的补充力量。
如果国家预见到与某个国家的冲突在所难免时,它就会煽动其人民敌视那个国家,并且制造口号,把仇恨推到最高点。
与此同时,它又强调自己是多么地爱好和平。
这种导致国家间憎恶的精神动员只有在最根本性的冲突中才会出现。
在欧洲,从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到法国大革命,这种做法很少见。
在上述战争期间,冲突国家的人民是被允许互相尊重各自的成果和文明的。
当法国与英国开战的时候,英国人也能在法国安全地旅行;当法国人与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the Great)在“七年战争”中开战时,也不影响他们互相仰慕对方。
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战争是贵族之间的竞争,与人民无关。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随着信息、交通、武器和宣传方式的进步,战争已经成为人民战争,平民也像战士一样被卷入其中,为了赢得胜利,需要大规模地毁坏财产与生命。
现在的一场战争能把用几个世纪建设的城市、创造的艺术、逐渐形成的文明习惯化为乌有。
在今天的战争中,唯一可以稍感自慰的,就是战争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进步,那些致命的发明,假如没有在普遍的贫困与野蛮中被遗忘,也许会有助于人类在未来的和平时期,推动物质进步。
在每一个时代里,将军与统治者[像阿育王(Ashoka)和奥古斯都(Augustus)那样的人,都是极为罕见的例外]都嘲笑哲学家怯懦厌战。
在历史的军事解释中,战争是最后的仲裁者,除了懦夫和傻子,这一点已被几乎所有的人所接受,认为它是自然而又必然的事情。
若非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在图尔取得的胜利,还有什么能阻止法国和西班牙变成穆罕默德的子民呢?
如果我们不用武力对抗蒙古和鞑靼人的人侵,我们的古典遗产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嘲笑寿终正寝的将军(忘记他们活着比死去会更有价值),但是当他们击退希特勒或成吉思汗的时候,我们就为他们建起雕像。
一位将军说,许多年轻人战死沙场让我们感到痛心,但是更多人却是死于车祸而非战争,而且由于缺乏自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任意挥霍,生活堕落;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发泄口,以便能够让他们的好战、冒险与对平淡无奇生活的厌倦,得到发泄。
如果他们迟早都要死,为什么不让他们在战争的麻醉和荣耀的幻想中,为祖国而死呢?
即便是一个哲学家,当他了解历史后,也会承认,长时期的和平也许会严重削弱一个民族的尚武基因。
目前,由于国际法和国际协议的不完美,一个国家必须准备随时保护自己;当国家的重大利益受到侵犯时,这个国家就会被允许使用任何它认为是必要的手段,以求得生存。
当自我保护危如累卵时,摩西十诫也只好被丢到九霄云外。
这位将军继续说,英国在十九世纪很好地履行了保护西方文明免受外来威胁的职责,美国今天必须接过这一职责。
新兴国家渴望通过一次工业革命,来获得经济的繁荣与军事力量的壮大,他们对苏联在政府管制下迅速工业化的过程印象深刻。
也许最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有更高的生产力,但是发展速度似乎较慢:一些新的执政者热衷于控制他们国家的资源与命脉,很可能被共产主义的宣传等活动所俘获。
除非这一扩张过程被终结,否则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几乎都将被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下,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洲和西欧,将四面八方被包围,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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