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的时候,父亲的父亲瘫痪在床,说话也口齿不清,那双浑浊的眼睛还可以滴溜溜的转。吃喝拉撒的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
那时的我,什么活儿都能干,每天例行公事一样,给大小便失禁的父亲的父亲洗衣裤,那真是一个苦不堪言的活儿,有时我一边搓洗着衣服一边不禁感叹,一个常常坐在伟人挂像旁边的人,怎么可以脏到如此的地步。
即使我这样任劳任怨,也改变不了父亲的父亲对我的厌恶。甚至不愿意我靠近他半步,我一出现,他就会唔噜呜噜呜的呻吟,似乎在说“你怎么还不去死”。
尽管如此,给他擦脸的工作,我还是要完成的,不然饭碗可能会被父亲砸到九霄云外。我尽量的轻手轻脚,以免弄疼父亲的父亲。但只要我将毛巾一放在他脸上,他整个瘫痪的神经都跟着绷紧了。直到擦完脸,我将毛巾放回盆里,他才好似松了一口似的,全身跟着松弛下来。但是眼神里不再只有对我的厌恶,还有一种恐惧。
这恐惧我似成相识,恍惚的记得我很小很很小的时候,父亲的父亲可能并没有现在这么厌恶我,记忆里他给我擦过一次脸。就那么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父亲的父亲对我友好的宛如一个爷爷。他招手示意我过去,告诉我要给我擦脸,他用一只大手把整张毛巾按在我的脸上,另一只手抵着我的后脑勺。我觉得特别难受,无法呼吸也不敢挣扎,透过毛巾和手的缝隙撇了一眼父亲的父亲,我看见了那对带着恐惧的眼神。
初二的时候,父亲的父亲去世了。整天喊着“你怎么不去死。”的人死了。而我还活着,我竟有种莫名的胜利感。
出殡的时候,我怎么也挤不出一滴眼泪,更多的是松了口气,再也不用在冰冷的河水里洗他肮脏不堪的内衣裤了。
那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连下了好几天的雨居然因为父亲的父亲的死,突然放晴了。农村还保留着土葬的习俗,一大早吹喇叭的队伍便在家门口搭台,母亲精神抖擞,忙里忙外,前前后后张罗着,好像在办给儿子接媳妇一样的大喜事。我知道等一下要有一场哭天喊地的表演等着我,可是,我也知道我根本没有一滴眼泪。我偷偷的把洋葱放进衣袖,这样一抹,眼泪便越来越多。
有时候欺骗带来的只有相安无事。
出殡下葬之后,家里少了一个植物人,似乎冷清了许多。
夜里我躺在被窝里听父亲和母亲讲话。
“小瑶初中也快念完了,赶紧说个人家。再养着也没啥用,彩礼都是那个价。”
母亲不支声,坐在昏暗的灯光下挑着黄豆。
“我听说X村的二毛总在咱这儿跑,还总打听小瑶,估计是看上小瑶了。”
“别瞎说。”
“二毛那小子有俩钱,要是能进他家门,那小瑶这丫头以后就享清福了。”
“要是享清福了,二毛老婆为啥喝药。”
“见识短的女人命也短,她自己想死谁拦得住。”
我就那样躺着,仰望着挂满蛛丝肮脏不堪的天花板对生活绝望。
我曾想过各种死法,上吊投河喝农药。我曾认真分析各个死法的利弊,但结果总是差强人意。绳子不是太粗就是太细,村子方圆几十里找不出一条像样的河。
唯一退而求其次的是喝药,我知道敌敌畏喝了一准能死,在消息闭塞的村里,长舌妇们担当了新闻主播,煞有介事的报道着谁谁家的媳妇喝了一瓶子敌敌畏死了,谁谁家的男人路过寡妇门前了之类。她们虽然没有新闻主播那样相貌端正口齿清晰,却能绘声绘色的将一件稀疏平常的事情讲的入木三分,恰到好处的添油加醋,以及不知廉耻的口口相传。
我对死法寥寥无几的知识,也要感谢她们的科普。想到家里只有一瓶敌敌畏,少了肯定会被发现。就偷来半瓶农药兑上小半瓶的敌敌畏,灌在一个透明的塑料瓶里。我将那冒着泡的深棕色液体小心翼翼的放进书包,每天形影不离。
让我得以继续活下去的,是城里住的小姨。
中考成绩出来后,小姨兴高采烈的来我家。她大包小包的从亲戚朋友家划拉来一大堆旧衣服救济我们。一进门就扯开嗓门喊“小瑶考上啦,真有出息啊。”
父亲不在,只有我呆坐在炕沿,思考着敌敌畏的味道以及品尝它的时机。母亲坐在睡着的弟弟旁边,挑着准备换豆腐的黄豆。
小姨把包放在地上,坐在母亲身旁,一边喘气,一边用手扇着风。
没等小姨说话,母亲先开口了。“凤儿,二姐求你,在城里给小瑶找个好人家。你姐夫要把她嫁给二毛。”
“他疯了,小瑶才16岁,这可是犯法。她都考上高中了,多好的事儿。”
“反正你姐夫从来打算供她读书,也不想再养着她了。”
“二姐,不能听他的,这不毁了孩子一辈子。姐夫不供,我供。”
我以为生无可恋,其实我只是缺少一个活着的理由。我像看到了救命稻草,拼命的想抓住,我扑通一声跪在小姨面前,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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