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在中国历代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学的巅峰之作。它以恢宏的气度和广博的视野，总结了华夏民族上古军事史战争史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兵学体系，达到了所处时代的兵学高峰。它的出现，标志着华夏民族军事思维进入成熟期。中国古代兵学滥觞于三代时期，早在商周之际，就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原本，军事学说与政治学说是熔于一炉的。此时，一些专门性质的军事书开始出现，如后来散见于史籍记载的《军志》《军政》、古《司马法》和《令典》等。它们似乎还只是军事制度、军事法规一类书，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军事理论书。但是从这些兵书仅存的佚文看，开始具备了理论形态。《孙子兵法》的撰著肯定受到了这些兵书的影响，如《军志》中有“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之类的话。《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归师勿遏”“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五事”以“道”为首等，含义与之都比较接近。另外，《孙子兵法》中还直接引用了《军政》里的话：“《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司马）穰苴能申明之。”“《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这里的“孙”即应指孙武子。从目前所见史料看，《孙子兵法》中有些话很可能引自古《司马法》，或对其有些观点进行了介绍和阐发。孙子还注意从战争史中汲取营养。如他在《火攻篇》中引证了“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的战例，说明他对商灭夏、周灭商的历史经验极为重视。对于同时代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对军事问题的精辟论述，孙武也兼收并蓄。如《左传》成公十三年载有刘康公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与之思想内容十分接近。《韩非子·难一》载有晋文公时代的大夫舅犯的观点：“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孙子兵法》中则有“兵以诈立”的观点，应是对前人这种认识的理论概括。春秋末期的楚臣（后到秦国）申包胥提出：“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国语·吴语》）将“智”摆在首位。《孙子兵法》提出将帅应具备五条标准“智、信、仁、勇、严”（《计篇》），也是以智为先。
孙武子曾经学习研读过这些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并吸收了其中的一些精华，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卓越的理论创造，并在思想体系上进行了新的构筑。“先孙子者，孙子不遗。”因为全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孙子兵法》对军事问题的认识才达到崭新的历史高度，形成包容古人今人思想精华的集大成之作。难能可贵的是，它又是具备完整形态的、整体流传下来的军事理论著作。
其次，《孙子兵法》是中华民族兵学的元典。它构建了传统军事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导引了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像先秦诸子百家的许多经典著作一样，它所开启的许多军事课题，成为后人军事思维的思想矿床，可以持续深入开采。《孙子兵法》十三篇虽然只有五千言，但是它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囊括了战争指导原则、军队建设原理和军事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长期发展的基础。从中国历代军事著作的撰写刊印情况看，从历代兵学家的思想状况和发展轨迹来看，总体上可以说是“祖述孙子”，没有脱离孙子所建构的兵学理论思想框架，他们或者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战争手段的进步来补充，使之更加完善；或者结合实际运用，进行阐发，使之更加具体；或者根据认识水平的提高，改铸一些旧的范畴，使之更加合理充实。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对军事思维、军事著述、军事学术发展影响最大的一部名著。据专家统计，孙武子身后，在古代兵书中，直接为《孙子兵法》校勘、注释、阐发、考证、辑佚和进行研究的著作共有三一二部，历代研究《孙子兵法》的学者仅留下姓名的就有二三七家。
第三，《孙子兵法》是历代军事人才的兵学教本。源远流长的孙子兵学发展史与历代兵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或者是孙子兵学的热心传人，或者是孙子思想的执着实践者，或者是孙子兵学乳汁哺育下成长的叱咤风云的将帅。
笔者在写作《孙子兵学大辞典·兵家承继》卷时，曾经个案分析了孙子以降百余位军事家。他们起于战国，终于民国，时间长久，代代相承。这些军事家尽管生活于不同时代，所指导的战争也类型有别，个人的成长成才成功历史也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孙子兵学有学习，有运用，有继承，有取舍，有发展。可以说，孙子兵学是中国历代军事人才的兵学教本。即使那些马上征战案头无书的兵家，也不能说他们的战绩与孙子兵学毫无关系。翻开史册，有些军事家的传记里面，确实没有只言片语与《孙子兵法》有联系，至少字面上是这样。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他们的生平，分析他们的战争经历，就会发现：他们的行为许多“暗合”孙子思想。这种“暗合”可以说明三点：一是《孙子兵法》一书阐述的一些战争指导原则，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战而屈人之兵”“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等，都是规律性的反映，是不受时间和地域局限的客观真理：二是反映军事行动客观真理的兵书，它的流传不仅仅体现在书本上，它已经化作思想血脉，“遗传”于后代思想的深层意识之中，变成支配他们行动的内在理念；三是后代兵家军事实践与《孙子兵法》思想传统的“暗合”,并不是军事历史现象的简单重合，而是共同对军事斗争规律把握的精神契合，不是为孙子思想找到了又一个例证，而是使孙子思想适应新需求而得到活力的新鲜血液。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