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剑桥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的剑桥历史系列在学术上享有盛誉，也广受普通读者的喜爱。纵观剑桥音乐史系列丛书已出版的十一部著作，可以发现其中既有编年史（本书即是其中之一，另《剑桥十六世纪音乐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ixteenth-Century Music）已于2018年底出版，从而编年史系列完全出齐），也有专题史（例如《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Theory]，已有中文版）。而每部著作的编写方法也不拘泥于传统编年史顺序，通常由不同专题来构成章节，并由主编组织该专题的知名专家学者来撰写，因此全书的组织形式和语言风格因人而异，甚至学术观点也不完全统一，颇有些百家争鸣的意思。剑桥音乐史中的几部编年史，和以往常见的风格断代史（例如诺顿断代史导论丛书[Norton Introduction to Music History]和《新牛津音乐史》[New Oxford History of Music]系列丛书）相比，编纂方法也大不相同。除了本书，其它各部都是用某个世纪作为划分依据组织编撰，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每个世纪各为一本。这种历史编纂写作方式避免了对于断代界限的争论和各部断代史之间过渡时期的重复，同时打破了我们以往的对断代风格贴标签（例如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等）的思维惯性，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反映了当代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一种新趋势和反思。然而，本书依然使用中世纪这个断代标签作为书名，主要原因是，中世纪时间的跨度之大（在音乐史范畴横跨千年，大概从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到1400年），而十五世纪使用印刷术之前的音乐遗产之少（主要靠手抄本流传），不能支撑每个世纪都独立成书。这也是本书和同系列其它各部编年史的不同之处。
这部《剑桥中世纪音乐史》的出版可谓中世纪音乐研究领域的一大盛事，因为已经有近三十年没有出版过独立的中世纪音乐史。一般音乐史按作者可分为单人著述和多人集体著述。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世纪音乐史的单人写作始肇于1941年出版的Gustave Reese的《中世纪音乐》（Music in the Middle Ages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the Music of Ancient Times），这部大家之作虽然内容已显陈旧，但其写作方式仍影响着后世，至今不乏引述。而时隔近四十年才有Richard Hoppin的《中世纪音乐》（Medieval Music）作为诺顿断代史导论丛书之一问世。1989年，Jeremy Yudkin出版了《欧洲中世纪音乐》（Music in Medieval Europe），在内容丰富性和组织结构上都超越了前者（例如由于手稿发现得较晚，Hoppin书中没有提到Hildegard von Bingen这位在中世纪音乐史上已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作曲家）。Richard Hoppin和Jeremy Yudkin的著作目前都已有中文版，作为美国音乐学研究生的音乐史教材，它们在可读性和写作组织方式上都很有优势，颇具影响力（同期虽然还有John Caldwell[Medieval Music]和Andrew Hughes[Style and Symbol: Medieval Music 800–1453, Musicological Studies 51]的相关中世纪音乐史，但由于笔者还未读过，无法在此点评）。近年来最具有轰动效应的单人著多卷本音乐史当属Richard Taruskin的五卷本《牛津西方音乐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另有一卷索引），这部巨著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合为一卷，而二十世纪却占了两卷，因而从组织和篇幅上来讲都不能算作单独的中世纪音乐史。另一种音乐史编纂模式是多位专家学者共同编写，各自负责独立的章节，从专门性和权威性上具有优点，能够反映当时前沿的学术水平。从1950年代开始到1990年代完成的十卷本《新牛津音乐史》和本书隶属的剑桥音乐史（编年史部分）系列就属于这一范畴。《新牛津音乐史》涉及中世纪音乐的分卷包括第二卷《早期中世纪到1300年》（Early Medieval Music up to 1300, New Oxford History of Music 2）和第三卷《新艺术和文艺复兴（1300-1540）》（Ars Nova and the Renaissance 1300-1540, New Oxford History of Music 3），这两卷成书年代较早（1954和1960年出版），很多内容已经陈旧过时甚至有误，牛津大学出版社在1990年代重新组织了写作，来替代这两卷。Richard Crocker和David Hiley主编的同名第二卷（1990年出版），在内容上做了大幅更新，而写作方式仍然以体裁为纲，脉络清晰，分类具体，可谓面面俱到但又点到为止。这种类似集邮术或博物志似的写作体例有些深度不足和武断，没有充分反映出早期音乐发展的内在动因以及很多学术问题的争议性和不确定性。第三卷目前仅出了第一部《作为概念和实践的晚期中世纪音乐》（Music as Concept and Practice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New Oxford History of Music 3, Part 1）（2001年出版），而第二部至今没有编成出版的迹象，似乎已经成了烂尾工程。这本第三卷第一部分已经有了按照专题编写的写作模式，不再拘泥于编年史和体裁史，并且涉及理论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范畴，反映了近些年来西方音乐史研究内容、方法和写作的新趋势。《新牛津音乐史》以其体裁、作曲家和作品的内容全面性取胜，颇具指南和索引功能，比较适合一般音乐爱好者，但其研究深度和内容已经过时，对当前学术研究的影响力比较弱。顺便提及剑桥指南丛书中的《剑桥中世纪音乐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edieval Music）一书，虽然不是正规的音乐史著作，但写作语言通俗易懂，不含大量谱例，专题方向既前沿又有趣（例如按照地区国别组织的几章），特别适合普通音乐爱好者。
《剑桥中世纪音乐史》正是秉承《作为概念和实践的晚期中世纪音乐》以专题这种“新瓶”为写作模式的划时代音乐史巨著。首先，它的作者阵容强大，都是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中世纪音乐专家学者，很多都已深耕多年，著作颇丰。其次，中世纪音乐研究的所有领域都已涉及，能反映出当前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深度。本书内容之广，仅从多达39章便可窥知一二。除了概述古希腊、古罗马、古犹太和早期东方教会遗产的第一章外，从法兰克-罗马圣咏的起源和传播到各种前格里高利圣咏，从宗教仪式到教会音乐的各种体裁（附加段、继叙咏、奥尔加农、经文歌等），从拉丁语歌曲到相对的方言世俗歌曲（法国南方游吟诗人和北方游吟诗人，德语恋诗歌手、伊比利亚半岛的坎蒂加等），从新歌曲（Nova Cantica）风格到精微艺术（Ars Subtilior）风格，本书覆盖了所有重要的中世纪音乐风格和体裁，和前述以体裁为纲的音乐史著作相比也不遑多让。特别是，本书对精微艺术风格做了详细的介绍，从这个标签的起源到其背后的理论，再到其独特的记谱法和歌曲与听众的关系，远远超过之前史书中的内容（Hoppin之前的年代还没有这一风格的概念）。除此之外，本书还对关键的音乐家做了最新的传记学研究，例如莱奥南、佩罗坦、亚当·德·拉·阿莱、菲利普·德·维特里和马肖，甚至佛罗伦萨的弗朗西斯科和保罗等以前研究较少的作曲家。本书在内容上还增添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酒”。新的研究方向包括中世纪音乐理论史、音乐和传记学研究、记谱法的历史发展、音乐教学、音乐引用传统、中世纪音乐表演惯例和接受史等，令人眼界大开，受益匪浅。原始资料（source）也作为一章单独论述，介绍了如何规划手抄本的布局，文字和乐谱的抄写顺序和方法的多样性，乐谱的收集，并通过原始资料的比对研究找出各地区音乐的关联和影响方向。中世纪音乐表演惯例发展史和接受史也特别有趣，从之前老一辈早期音乐表演家在宗教音乐和世俗歌曲中大量使用乐器伴奏，到如今基本摒弃这一假设而只使用人声的这样的共识，充分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什么才是“本真”演奏这样的问题。本书还充分地对中世纪音乐中很多尚无定论的问题（例如早期记谱法音高和节奏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思辩，坦诚地指出问题的开放性、可能性和多样性，并不给出决断，也说明西方音乐研究者们认识到目前研究的局限性。
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不足之处，笔者才疏学浅不敢妄言。在阅读过程中，笔者感受到本书并不是为普通读者所写的通识读物，而是学术性很强并需要读者具有广泛和较深的西方语言、文化和音乐知识的严肃书籍。本书用大量的例子来探讨拉丁语及相关方言的韵律与音乐节奏节拍记谱法等的关系，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语言学和诗学基础就很难理解。有许多中世纪音乐的概念和名词在不同的章节中都可能出现，不同的作者可能会详细解释，也可能默认读者已经有基础而不加说明。目前这种章节顺序编排可能会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造成一定的困难。读者看前面章节不知所云，而在后面另一位作者的章节中看到详解才豁然开朗。例如caesura，在前面圣咏和附加段等章节中多处出现，而在第十二章《方言歌曲I》第390页中才详细解释，是指长诗句中间的语法停顿。所以阅读时遇到不懂的概念不妨去翻翻索引，也许在别处能找到答案。
《剑桥中世纪音乐史》以专题式的“新瓶”装入中世纪音乐的“新酒”，极具前沿性、广泛性和深度。笔者希望国内能早日翻译引进这部最新的中世纪音乐史，善莫大焉!
（原载于三联《爱乐》杂志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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