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讲书-《大学》：“大学”就是统治者统治国家的学问 （功课1

目录
一、《大学》的由来
二、语言决定论
三、旧瓶和新酒不合拍
四、北大传统从何而来
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

一、《大学》的由来

“大学”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答案很简单：“大学”就是“大人之学”。

“大人”是谁？

答案也很简单：“大人”就是统治者。

所以，“大学”就是统治者统治国家的学问。

“三纲八目”

我们来看《大学》的内容，第一句是所有人耳熟能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很明确，“大学之道”一共只有这三项：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可以统称为“三纲领”。接下来分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共八项，统称为“八条目”。《大学》所谓“三纲八目”，指的就是这些。

朱熹认为，所谓“三纲领”、“八条目”是孔子讲的，曾子记录的，后边的文字都是对“三纲领”、“八条目”的阐释，那是曾子讲的，曾子的学生记录的。朱熹这样讲其实并没有根据，不过倒是有些实用主义的好处：能帮助读者最快地把握《大学》的结构。

但是，按照朱熹分析的结构，我们会发现《大学》对“三纲八目”逐一都有解释，唯独没解释“格物”和“致知”。这不合理，一定是传抄过程中有了残缺。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补写一段就好了嘛。朱熹发扬了舍我其谁的精神，补写完整，再把结构调整到位，一部《大学》就这样完美无缺了。

宋朝学者普遍胆子都大，但朱熹的胆子似乎太大了些。其他人当然看不惯：圣人的经典你也敢动手补写，你把自己当圣人了吗？幸好朱熹死后确实成了圣人，也就很少有人再计较他的胆大妄为了。

宋朝本就是中国历代皇朝比较宽容的一个朝代，对犯事的官员很少诛杀，多以流放了事；加上重文轻武，整个宋代的文化发展水平相当高。

宋代以前，中国社会等级极为森严；宋代之后，整个社会弥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比前朝更加自由和平等。国家不再利用阶级、户籍把人固定在一个地方，人口开始大面积流动。之前中国社会出现的所谓“游侠”，还都是很个体化的，宋代平民获得了远远超过前代的人身自由，整个社会开始自由流动，既有纵向的阶层流动，也有横向的地域流动，原本分层的固定等级秩序被废除了，开始出现江湖世界。——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知识点：

1、“四书”的得名来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2、朱注本“四书”成为元、明、清科举的标准教材。

3、《大学》原本只是《礼记》里边的一章。

4、“四书”由浅入深的次序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

5、《大学》的核心内容是“三纲八目”。

二、语言决定论

理学的由来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好像并不费解，是说统治者应当彰明美好的品德，善待百姓，把善发挥到极致。但是，朱熹的解释要比这复杂。

在朱熹看来，“明德”就是天理，是一个人先天就具备的。朱熹这一派学者最强调的就是天理，所以他们的学问叫理学——这是“道理”的“理”，不同于《仪礼》、《礼记》的那个“礼”学。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解释“三纲八目”的，所以看起来有点费解。

语言限定了思辨的边界

中国走进宋朝，毕竟文化水平提高了，儒学就开始向着思辨哲学的方向发展了。但古汉语并没有进步太多，用古汉语来搞思辨哲学，就像用泥瓦匠的工具来修理手表。今天我们能写严谨的思辨文章，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晚清、民国那些翻译家。现代汉语里那些状语从句、被动语态等等，都是当年的“翻译腔”带过来的。

最适合古汉语的文体是诗歌，最能写出朦胧的韵味，比西方语言强一大截。

欧美学习中国古诗，兴起过一个意象派，虽然也有好作品，虽然也能在当年的诗坛上刮起一阵旋风，但和中国古诗的佳作一比，好像天生就带残疾似的。这是因为英语的语法结构太精确了，天生就朦胧不起来。这方面的内容，等我今后讲到诗歌的时候再展开谈。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宋诗赶不上唐诗，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宋朝人就连写诗也喜欢说理，这就等于舍长用短，看上去总感觉有点勉强，只有少数高手才能应付裕如。而用古汉语来作哲学思辨，就像用英语写意象派诗歌一样，勉为其难。我只举一个小例子：“无极而太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性的理学命题，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无极生出了太极，还是说无极就是太极，还是别的什么意思，就连第一流的学者也搞不清，在理学阵营内部就说不清。

简单来说，所谓天理，就是抽象的规则，是宇宙终极真理，是最高的善。人一降生，有血有肉，就不抽象了，就有了“气质”。

“天理”看着像“天道”的概念。

中国人不讲上帝也没有一神论，但从周代开始，中国人很讲“天”。比如我们至今说话还爱说“苍天有眼”之类。天有精神，可能还有人格，它滋养万物，并且充满善意。如果你做事符合天的规律，天就会回报你。而天的规律，就是“道”。——万维钢《科学版“无为”解读2：心理学家的心流和中国的道》

“气质”这个词原本是个理学概念，涵义和今天完全不一样，是物质性的，具象的。人性分为两种：“天命之性”来自天理，一切都好，“气质之性”来自肉体，就有各种缺陷。朱熹做过一个比喻：水就好比“天命之性”，容器就好比“气质之性”，彼此依存。水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但容器各有各的样子，所以人在“天命之性”上是一致的，但各有各的气质——有道貌岸然的，也有阴险狡诈的。《大学》所谓“明德”，就是天理，就是“天命之性”，所谓“明明德”就是要去除私欲，或者说排除“气质之性”的干扰，让“天命之性”充分展现自己。简言之，这就是朱熹最著名的命题：“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这样解释“明明德”，肯定是解读过深了，但如果你要参加科举，就必须按照这个思路答题，否则就做不了官。

知识点

1、宋朝的理学把传统儒学向着思辨哲学的方向发展，做出许多过度深刻的解读。

2、古汉语是第一流的诗歌语言，但不适合哲学思辨。

3、朱熹的《大学章句》从理学角度解释《大学》，已经不是《大学》原本的朴素涵义了。

三、旧瓶和新酒不合拍

“亲民”和“新民”

昨天留下的问题是：朱熹说《大学》“三纲领”当中的“亲民”应当是“新民”，这算不算改字解经？

改字解经，说起来是好大的罪过，太不尊重圣贤经典了。即便以现代的学术标准来看，这也属于不负责任，有轻佻的嫌疑。但是，古代训诂学有“音训”这个项目，原理很简单：发音相近的字，意思也相近。这是因为上古时代，语言先于文字，文字还很长时间都没有定型，比如大家说起“狗”，都知道是那种和猫处不来的动物，但“狗”这个字写出来，模样就五花八门了。根据读音来写字，就很容易写成其他发音相近的字。古汉语所谓“通假字”，很多都属于这种情况。所以，说“亲民”就是“新民”，在训诂上可以成立。

从《大学》上下文来看，下文里边连引三份古代文献来解释“新”，比如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格言“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古人相信这是商言“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古人相信这是商朝的青铜器铭文，教育人们要不断进步，每天都要比前一天有进步。

这很可能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因为用铭文记录格言，这根本不是商朝人的风格，《大学》的原作者恐怕是把商朝王族世系认成了道德箴言。在这个基础上解释“新民”，朱熹于是说：“新”是使动用法，意思是把旧的弄掉，那么“新民”就是说一个人在“明明德”之后，也就是在破除私欲的遮蔽，使天理大放光明之后，还要推己及人，使别人也能像自己一样，焕然一新地绽放天理的光芒。

接下来，一个人如果能把“明明德”、“新民”做到极致，并且一直保持在极致状态，这就是“止于至善”。人倘若到了这样的修养程度，心里便全是天理，再没有一毫人欲。“存天理，灭人欲”的功夫就这样完成了。

观念的错位

听起来好像不是很难，至于具体怎么做，那就要按照“八条目”的次序：一个人要想“明明德”于天下，就要先治理好他的国；要想治好国，就要先管好家；要想管好家，就要先从个人修养做起；怎么修养呢，要先把心思放端正；怎么才能把心思放端正呢，那就要先有诚意；诚意从哪里来呢，从“致知”来；怎样“致知”呢，要先从“格物”做起。

“格物”和“致知”我没有翻译成白话，因为《大学》原文没给解释，朱熹自己补写的解释又惹出很多争议。以今天的文献知识来说，“格物致知”究竟是什么意思，真的很难讲。按照朱熹的理解，“格物致知”就是说穷究事物的本质来获得知识。

现在你已经有了前几周的知识基础，应该能够对这“八条目”的次序做出准确判断了：没错，这是典型的宗法封建社会里的政治学，别看名词用得花里胡哨，涵义无非是告诉天子或诸侯的继承人：你们要以身作则，才能由表及里、由内及外地建设和谐社会。宗法关系里，统治者的个人品德尤其重要，上梁不正就会下梁歪，所以才要格外强调“正心诚意”。

这恰恰和现代观念相反。今天谈起政治人物，人们最常说的话就是“对政治人物不能看私德”。一个统治者，道德败坏无所谓，只要能搞得国富民强，就是好样的。

这种观念的错位还真不是现代才有的，宋朝那些理学家早就为此苦恼过。等我今后讲《资治通鉴》的时候会谈到这个问题，现在只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该怎么评价唐太宗。如果看私德，这厮逼父亲退位，杀了哥哥和兄弟，还灭了他们满门——倒没有全灭，留下漂亮的兄弟媳妇霸占过来，但如果“从大局着眼”，正是他开创了贞观之治，为万民造福。

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或者说，站在“外人”的角度，谁在乎你李世民有多坏，反正你杀的都是你自己家的人，你只要把国家治理好，让我们得到好处，我们就拥护你，歌颂你。

但是，站在李氏宗亲的角度，又该怎么看呢？——已经无所谓怎么看了，因为宗法封建解体了，变成帝制了，变成郡县制了，那些股东型的长老变成了拿皇帝工资吃饭的雇员。所以“三纲八目”在新时代已经讲不通、立不住了。只不过在皇帝看来，“三纲八目”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我既然都已经“平天下”了，肯定是个道德楷模。

“大人之学”和“小人之学”

社会结构不同，人的身份也就不同。宗法封建，凡是有封地的都叫“君”，“君”的儿子就是“君子”。诸侯不论级别，在国内都称“公”，“公”的儿子就是“公子”，“公”的孙子就是“公孙”。这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贵族。

“君子”可以统称贵族，“小人”可以统称平民，所以我们看先秦文献，“君子”和“小人”总会对举。在这一点上，《周易》的卦爻辞最有意思，比如算出某一卦或某一爻，卦爻辞有时候就会说“君子吉，小人否”，或者相反，也就是说，到底是吉是凶，首先取决于你的身份，不能一视同仁。

“君子”和“大人”的涵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在朱熹的时代，让“小人”去学“大人之学”，这就不是很能说通。所以朱熹与时俱进，把“大人之学”的概念模糊化了，说古代搞教育，分成“小子之学”和“大人之学”，我们可以理解成今天的小学和大学。

朱熹说，无论王公大臣的孩子还是平民百姓的孩子，从八岁到十五岁就该读小学，主要培养行为规范，十五岁以后就该升大学了，学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其间没有中学阶段。从小学到大学，学业是一个由“事”及“理”的过程。举例来说，小学教你见到老师要起立，问老师好，大学教你为什么要起立，为什么要问老师好。运用“格物致知”的方法，把“为什么”问到底，把每一件事穷究到底，就能认识天理。

虽然朱熹提倡“大学”教育，致力于书院建设，但我们今天的大学模式主要是从西方照搬来的。就在朱熹钻研“大学”的时候，西方的大学正在悄然兴起。但今天看来，那种萌芽时代的大学比起朱熹的“大学”更让人感到陌生，甚至匪夷所思。

知识点

1、朱熹把“亲民”解释为“新民”，虽然有训诂上的依据，也有上下文的支撑，但后来还是成为人们反驳他的一个切入点。王阳明就是这么做的，今后讲《传习录》和《大学问》的时候会讲到。

2、《大学》“八条目”是明显的宗法封建社会里的政治逻辑，朱熹要在新的社会结构里把它解释通顺，并不容易。

3、朱熹认为古人教学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他自己在教学实践中确实贯彻了这个认识。

四、北大传统从何而来

学生主导一切

昨天讲到，在朱熹钻研“大学”的时代，欧洲的大学悄然兴起。这些大学是由谁兴办的？昨天留下了四个选项：政府、贵族、富商、学生。

正确答案是：学生。

中国办学的传统，无论官办还是民办，都是自上而下的，欧洲恰好相反，是自下而上的。我们可以从这点上举一反三。是的，要理解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常常要把我们的惯性思维扭转一下，反过来想。

近代的中国大学出现过一种“怪象”：办学虽然是自上而下的，但在学校里边，总给人一种自下而上的感觉。我们看老一辈学者怀念北京大学，谈起当时的学风总是爱恨交加。比如牟宗三是在1930年读的北大哲学系，据他的回忆：“北大的学生都嚣张得很，根本不常去上课，先生讲什么，学生都不听。而且不上课已经是很客气的了。那时北大的学生会权威性很大，每学年开始，要聘先生，须预先生会权威性很大，每学年开始，要聘先生，须预先征求学生会的意见，问学生要些什么先生来教课，然后去请回来，十分开明。但虽是开明，站在教育的立场上说，这并不是很好的，这样会养成学生的嚣张狂妄，两眼只看天上。……这种风气一形成，便没有先生敢教学生。所以我常说我们并不是反自由民主，而是反泛自由主义，我们的反对是有根据的，这种作风便是泛自由主义。自由民主是政治上的观念，在政治上不能表现，便在社会上日常生活中表现，这便成泛自由主义。变成先生不能教学生，父母不能教子女，这影响太大了。北大便是这种风气，学生对先生是没有什么礼貌的，上课时愿意听便听，不愿意听便走，随便退堂。这随便退堂严格讲是不对的，但北大的学生对此并无感觉。”

今天的大学生很难想象中国竟然出现过这种校风。罪魁祸首是谁呢？牟宗三责怪胡适，说都怪他一开始对学生太客气，也就是说，有主导权的人主动退让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这是典型的东方思维方式，着实冤枉了胡适。现代大学是西方的产物，西方大学的校风就有这种传统，而真正的罪魁祸首要追溯到12世纪，和朱熹基本同时。

第二次文艺复兴

朱熹的时代，在西方正是中世纪的中后段。中世纪是一个长达一千年的时段，大约从5世纪起，到15世纪止，一度被称为漫长的黑暗时代。但是，随着现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发现这个黑暗时代也并不都那么黑暗。以我们熟知的文艺复兴为例，16世纪的文艺复兴并非史无前例，严格来说，它应该是第三次文艺复兴。9世纪的时候，第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著名的查理曼大帝，自上而下地发展文教，这是昙花一现的第一次文艺复兴。12~13世纪，商业推进，大学兴起，这是第二次文艺复兴，我们今天的大学就是从这里萌芽的。

欧洲出现的第一所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但我们很难确定它具体的成立时间，因为它并不是有组织、有规划地圈了一片地，盖了一排楼，聘来一批教师，招来一群学生……不，完全不是这样的，它只是由一群学生组成的一个社团，或者说是行会，是一群自由学生的自由联合。

行会是那个年代的重要组织，每个行业都要组建自己的行会来捍卫自己的利益。面包师有面包师的行会，理发匠有理发匠的行会，学生也有学生的行会。

为什么要组建行会呢？因为“团结就是力量”，不团结就没法和敌人抗争。那些学生最主要的敌人，就是博洛尼亚的土著居民。

今天在北上广读书、就业的人最容易理解这种状况：学生是从五湖四海会聚而来的，来的人越多，房租、食品以及各种物资就越是供不应求。这些资源掌握在当地人手里，他们最合理的做法就是坐地起价——你们爱租不租，爱买不买，没人求你们来！

学生们深刻感受到了自由市场的残酷，但对策很快就有了：咱们搞团购吧。

是的，团购，行会的本质就是团购，所以大学的本质也就是团购。所有学生联合起来，以一个“集体”的身份向当地人压价。这种压价是有威慑力的，学生们的筹码是：你们不降价，我们就一起打包走人，看你们以后还做谁的生意！

这些学生没有校舍，没有任何不动产，当真可以说走就走。在当地人看来，哪能由得这些外地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把博洛尼亚当成什么了！好吧，既然这些小爷都是金主，价钱好商量……

就这样，一方总想抬价，一方总想压价，一方是“强龙难压的地头蛇”，一方是“不是猛龙不过江”，双方不断要闹出一点事情来挑战对方的底线。这就是传统大学的基本生存模式，所以他们总是和当地人矛盾重重。

知识点

1、欧洲大学发源于第二次文艺复兴，是中世纪的产物。

2、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是欧洲的第一所大学，那时候所谓大学，其实只是学生们组成的行会。

3、学生行会的意义，在于联合起来对抗各种“敌人”。

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

大学和行会

昨天的最后，请你发挥想象：当大学老师想要出城的时候，必须向学生交一笔钱，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这是一笔押金，为的是怕老师偷偷溜掉、一去不返。

老师们没有一点师道尊严。本质上说，他们是被学生们凑钱雇来的长工，学费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学生们既然交了学费，也就是说，为一件商品付了钱，当然有理由要求这件商品保质保量。所以大学的校规是学生们定的——这很公道，谁出钱谁定规矩——学生们对老师有很多约束，比如要求老师未经请假不得缺席，学生太少的老师要被开除，上课铃一响必须开始讲课，下课铃响起后的一分钟之内必须下课，讲解的时候不允许遗漏课本里的任何一个章节，不允许把任何一个难点拖到一堂课的最后讲……

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逆天，但仔细一想，虽然太没人情味，但这不正是现代社会总在强调的契约精神么？契约里边没有称兄道弟的亲情润滑剂，只有冷冰冰的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先小人、后君子”的约定。

学生行会太强势，教师们不堪忍受，怎么办？当然还是老办法，组织一个教师行会来对抗学生行会。如果教师的势力更大，也可以形成以教师行会为主导的大学，比博洛尼亚大学晚诞生五十年的巴黎大学就是这样的。

大学的规模起来了，政府要干涉，怎么办？又是老办法，学生和老师联手，成为更大的集体，一起向政府争权利。所以一些传统大学甚至有专门的校警，如果有学生和当地人起了纠纷，甚至有了死伤，学生必须交由校方处置，当地政府无权干涉。

我们看剑桥大学的历史：剑桥大学坐落在剑桥镇上，镇上的警察无权管辖校方人员，但校警有权逮捕镇上的居民。这种特权源远流长，建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和建于1701年的耶鲁大学至今都保留着独立警力。

我们看到这种“丧权辱国”的情况，有人会大惑不解，有人会义愤填膺，有人会联想到晚清的租界区。如果你想到了租界区，那么恭喜你，你找到了正确的思路。清政府当然不愿意划出租界区，但没办法，洋人势力大，拗不过。同样，中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很多地方，政府的势力都很有限，有限到连司法权和执法权都不是独占的。如果发生了刑事案件，不会像今天一样有警察大批出动，而是要靠受害者本人或家属亲自到裁判所申诉。这还不算什么，等裁判所做出判决，更大的麻烦就来了：没有警力去逮捕嫌犯，受害者必须代替警察亲力亲为，甚至有时候连行刑都缺人手，需要受害者以公权力之名亲手处决犯人。

如果有人被杀，死者的近亲有报仇的义务。中国儒家也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汉朝。我在《春秋大义》这本书里详细讲过相关案例。如果死者无亲无故，他所在的组织，比如某个行会，就会指定某个人负责报复。

当我们看回13世纪，在1260年，剑桥镇的居民和剑桥大学的学生发生了一场很激烈的冲突，结果16名镇上的居民被绞刑处决，28名行凶的学生却平安脱罪。吊诡的是，当初牛津镇和牛津大学也起过这样一场冲突，镇政府以强奸的罪名绞死了两名无辜的学者，但“无辜”不是重点，重点是，镇政府无权制裁校方人员——牛津大学受教堂管理，该由教堂依照宗教法来做审判才对。

大学和教会的关系也是由来已久的，因为早期大学没有自己的校舍，要租借私人会所和教堂，教师还要像神甫一样保持独身。话说回来，一大批深受侮辱的牛津师生联合起来，对镇政府“用脚投票”，走了，其中一支主力部队在1209年来到剑桥，从此就有了剑桥大学。

“决不为国王或国家战斗”

我书房里有一幅装饰画——当然是印刷品——是2000年剑桥大学发行的限量纪念版，罗伯特·伐伦画的《1863年的毕业典礼》，画外标明“1350-2000，校庆650周年”。但我们对照一下上文提到的时间，就会发现有一百多年的出入，这是因为剑桥大学在1350年才有了自己的正规校舍，所以剑桥大学把这个时间当做建校的开始。而到了2009年，剑桥大学重新定义自己的历史，把时间追溯到了牛津师生来到剑桥的1209年。这样的话，它就跻身于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列，排行第八。

这件事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大学是如何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萌生的事物，不像自上而下的建设，领导剪彩的那天就成为有案可查的准确开端。

话说回来，自下而上地形成组织，争取特权，这种事情还会在大学的各个层面上发生，比如大学内部的各个学院，它们也要争取独立的法律地位，要和大学平起平坐。再比如两个著名的学生辩论社团：剑桥联合会和牛津联合会，经常组织活动，公开辩论国家大事，连BBC都会全国转播。在他们那里，诸如“决不为国王或国家战斗”这种议题非但可以通过，竟然还可以赢得多数票的赞同。

我讲这些内容，其实另有一个缘故：我最近的一本我讲这些内容，其实另有一个缘故：我最近的一本书《王阳明：一切心法》，后记里边简单讲了讲“明朝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老而又老的话题，我的结论是：“明朝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归根结蒂不过是出现了一些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似的表象，既与资本主义无涉，更不是什么萌芽。当我们看到蝉在蜕皮的时候，谁能据此断言它将成长为一条蛇呢？”是的，在我看来，“明朝资本主义萌芽”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成立。虽然这很违反常识，但是，我们不妨看看今天，市场经济发达到这种程度，岂不是远远超过明朝，但显然不可能成长为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土壤都和东方世界大相径庭，从政治到伦理，连逻辑公设都是相反的。

只看一个眼前的例子。我们说“中国梦”，不需要解释，大家天然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大国崛起的梦想，而在西方红极一时的“美国梦”，却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在美国这个大舞台上追求并实现的自己的梦想。两个概念，语法结构是一样的，但涵义截然不同，这就是东西方的不同传统所决定的。

资本主义的表象是市场经济，但本质是自发秩序。今天一些大牌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逐渐远离这个本质，但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等讲到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时候再说。今后还有一些内容会涉及资本主义的成型，这些问题以后可以慢慢来讲。

逻辑学的影响

最后还想谈谈中世纪大学教些什么。

他们虽然不教“天理”这种高大上的知识，但也像中国分出“四书五经”一样分出“三科”和“四艺”。“三科”是基础性的，分别是语法、修辞和逻辑；“四艺”稍微高深一点，是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一共七门课，合称“文科七艺”。

大学既然是被学生主导的，那么哪些学科更“有钱途”，学生们就更愿意学，尤其是很多穷学生，一心想靠知识改变命运。今天我们也在讨论大学教育和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对策可以集思广益，但学科内容到底怎么调整，这完全要看领导怎么做主。而中世纪的大学更像自由市场，学生对社会需求高度敏感，教师又对学生的需求高度敏感，于是整个教育走向自动紧跟社会潮流。哈耶克讲的“自发秩序”，无非就是这个样子。那时候的大学确实很像行会，学生们没有多少崇高追求，只为了学一门谋生的手艺而已。

在贸易兴起的时候，算术和法律就变成了热门。博洛尼亚大学就是以法学著称的。还有一门学科被高度重视，但我们今天很难理解，那就是逻辑学。逻辑学耗时耗力，学下来需要很多年，巴黎大学的逻辑课要求学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逻辑学著作。当时的逻辑学就像今天的基础学科一样，不管你以后要专攻医学、法学还是神学，如果打不好逻辑学的底子，一切都是白搭。

我第一次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很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以前看西方著作，总是不理解那些书名为什么两极分化。小说题目一般只是主人公的人名，比如《奥利弗·特维斯特》，中国人看不惯，要翻译成《雾都孤儿》。后来才知道这是《荷马史诗》的标题传统，《伊利亚特》、《奥德赛》就是这样的。但另一方面，西方论说性的著作，题目极其繁琐。我们先看一下中国人取的题目，比如《大学章句》、《大学衍义》、《大学问》，然后我们再看西方的书名：《国富论》，好像言简意赅，但这是中译本的简化，人家原名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再比如《乌托邦》，这同样是中国式的简化，原名有点可怕，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再看《物种起源》，原名更吓人，是《物种通过自然选择或在生存竞争中占优势的种群得以存活的方式的起源》——这是我从英文书名直译过来的，如果采取“信、达、雅”的标准，就必须断句，再重新组织语言。还好原书会把“物种起源”几个字印成大号、加粗，算是对读者最大限度的体谅了。

这就是高度重视逻辑学的后遗症，从中看得出，他们为了精准的表达、规范的描述，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种语言的麻烦当然就是累赘，而优势也很明显，就是准确，并且便于交流。

尾声

中国也有过逻辑课，不过都是在佛教寺院里，是来自印度的因明学。佛教僧侣经常需要辩论佛经义理，这就需要大家都遵守一致的逻辑规范，否则很容易鸡同鸭讲。但中国人不很重视这个，古汉语又确实不适合逻辑思辨，所以因明学也没有发展很久。

中国人不大讲究逻辑，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语言的制约。所以金岳霖当年提出“逻辑救国”这个口号，倒也不算荒唐。金岳霖的著作，以缜密的逻辑逐层推导中国传统哲学那些“无极而太极”的模糊概念，是一项难能可贵但费力不讨好的事业，所以他的学术远不如他和林徽因的关系那样脍炙人口。

这回我又说多了。总是拖堂，这不好。如果在中世纪的博洛尼亚大学，我没能在下课铃响起的一分钟之内把内容讲完，你就该拿出条例惩罚我了。真该庆幸这里是21世纪的“得到”啊。

本来我还很想讲讲巴黎大学，那是仅仅比博洛尼亚大学年轻五十岁的古老大学，阿伯拉尔和爱洛依丝的爱情传奇就发生在那里，他们的一些诗歌匿名收录进了《布兰诗歌》——那是中世纪的《诗经》，被卡尔·奥尔夫用第一流的音乐再现，成为我最钟爱的声乐套曲。但是，借用玄学诗人安德鲁·马维尔的诗句：“但我总是听到，背后隆隆逼近的时间的战车”，我们毕竟没有“足够的世界和足够的时间”，假如有的话，我这个书单里的很多书籍，我都愿意讲上一年半载的。

我真的很想做个“时间的敌人”而不是“时间的朋友”，但没办法，你一定不许我这样。如果订阅我这个专栏的人太少，就像中世纪大学里边某个教师的学生太少，教师就不得不下岗。“得到”这个平台，其实正是中世纪大学的翻版。我会嫉妒那些比我更受欢迎的教师，就像巴黎大学的教师们嫉妒头顶光环、口若悬河的阿伯拉尔一样。

阿伯拉尔和爱洛依丝的故事，还有《布兰诗歌》，就等我讲到卢梭《新爱洛依丝》的时候再讲吧。

知识点

1、在中世纪的雏形大学里，学生主导着一切，博洛尼亚大学就是典型。

2、教师为了和学生抗衡，也组织起自己的行会，巴黎大学就是典型。

3、中世纪大学有着深刻的自治传统，即便是大学内部的学院，也一直在争取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不愿被大学管辖。

4、中世纪大学的课程主要是“文科七艺”，“七艺”又分为“三科”和“四艺”，“三科”是基础性的，分别是语法、修辞和逻辑；“四艺”稍微高深一点，是算术、几何、天文、音乐。

5、实用主义主导着中世纪的大学课程，这不是贵族传统发挥作用的地方。

6、中世纪大学对逻辑学的高度重视，导致了西方学术重视严谨性和可交流性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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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讲书-《大学》：“大学”就是统治者统治国家的学问 （功课170528） 熊逸讲书-《大学》：“大学”就是统治者统治国家的学问 （功课17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