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追问——人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2011年,《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篇名为《为何中国母亲更胜一筹》的文章,文中讲述的一位华裔母亲的教育方法引起了整个美国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这位母亲和她的中国式教育方法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人民开始关注并惊讶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表现,但对于中国的深层文化特质则基本缺乏了解。上面提到的那位母亲和她的丈夫都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在美国已经生活和工作多年,可他们最终还是选择继承中国的教育理念,即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那么,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的教育,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一种偶然的关系呢?
如果去看世界历史,审视中华民族、犹太民族以及其他的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迅速的崛起的国家,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民族和国家都非常重视教育——尤其强调知识、读书和学习的重要性,愿意花费高昂的代价保证年轻人在最关键的时期接受最有价值的教育。
从这个共同之处来看,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偶然。
《管子》一书有言:“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不论是孔子创建私塾、科举选拔官吏,还是悬梁刺股、孟母三迁、囊萤映雪、凿壁偷光,中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教育。时至今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样的话依然能在很多地方看到。
在提出重视教育的传统和现实为中国崛起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之后,我想谈谈对当今教育的反思——人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在回应这个问题之前,先看一看《世界主要国家教育经费投入规模与配置结构》(陈纯槿、郅庭瑾)的研究结果。“当前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我国高校人员经费占经常性支出的比例仅为35%,比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值低32个百分点,说明我国教育经费的使用存在严重的‘重物轻人’倾向……相对于经合组织国家而言,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共投入比例较低。”
这篇文章谈到了目前中国教育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第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低于发达国家;第二、“重物轻人”的经费结构留不住优秀教师;第三、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较慢、科研水平较低;等等。
曾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说过:“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通过教育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提高民众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这是未来的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重要保障;反过来说,花在教育上的钱再多也不为过,因为两者实际上是互相促进、良性循环的。
这篇涉及教育经费的文章归根结底谈的是钱的问题,而关于钱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其实不是问题——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让我们对教育经费的增加和结构的改善都充满信心,况且在教育问题上,只要中国政府愿意投入,中国民众绝对不会吝啬。
所以对中国的教育而言,关键是观念的问题,当然这不是指是否重视,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教育。真正的观念上的问题,就是我在前文中曾追问的问题——人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中国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以培养专业化的技术人才作为教育的最重要目标,也就是以专业教育为中心。当时,专业教育迅速地培养出一批掌握各种技术的人才,对早期工业化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是十分有必要也十分有意义的。
但到了今天,这种专业教育的模式以及专业服务于职业的观念显然存在很多弊病,如限制教育本应培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如过分强调专业的对口和收入的高低,又如完全不讨论任何重要的人生价值和哲学问题。
我们来看近些年来教育中的热门领域——金融、土木、IT、会计、法律、国际经贸……显然,如今的人们在考虑自己将要接受的教育时,常常把教育的选择当做职业的选择,同时把高等教育当做是某种职业培训。
一方面,这说明人们的教育观念依然受到早期“专业教育”的影响,可实际上现在不存在“毕业分配”,即便是选择金融专业的人也不一定真的会进入金融行业。另一方面,这说明很多人对未来依然有很强的不安全感,如果人们不担心毕业即失业的问题,那么选择也将不会如此偏重现实。
从相反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教育本身缺乏良好的体制,因此难以引导人们接受真正的教育。
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校长克尔(Clark Kerr)曾说过:“伟大的大学是在历史上的伟大国家的伟大时期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欧美大学的学生能在一个同样浮躁的、充满诱惑的社会里接受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而不是专业教育?因为只有文理学院最优秀的学生才能上最好的商法学院。
如果欧美国家的学生和中国一样,无须接受本科甚至高中的教育就可以报名任何一个专业,那么任何一个人(或者他的父母)只要简单地算一笔账就知道,选择热门的IT、金融和会计等专业能少交多少学费,多赚多少钱。这种名义上的自由选择的教育体制,到底是将人们引导向自由,还是金钱?
教育的目的并不是通过获得物质回馈来实现精神安宁,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格的完善和更深远的社会改良。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真正的教育者不仅传授真理,而且向自己的学生传授对待真理的态度,激发他们对于善良事物受到鼓舞和钦佩的情感,对于邪恶事物的不可容忍的态度。”
教育是在功利的现实社会之外划出一方净土,人们在其中能反思功利和追寻意义。把教育和功利挂钩的行为,既是对教育的不尊重,更是对人的不尊重。
艾伦·布鲁姆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曾抨击美国教育的倒退,他认为“在几代人的教育中,一切最为本能的问题——比如什么是善——都已不存在于大学之中”。而一个不被专业束缚,接受真正教育的人,“生活或许会向他显示更大的秘密,他或许在自身中发现新的更高的行为动机,他将要学习的新知识可以和谐地建构一种不同与过往的、更富人性的生活方式。”
一个人的教育和他的人生选择是息息相关的,而一个人的人生选择和他的未来命运也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一个人的选择能不仅仅只停留于流行的职业或者高薪的工作,而是那些自己真正思索和热爱的方向,那么他将反思自己过往的经历,了解自己想成为的人和想做的事,最终获得一种纯澈的、幸福的、积极的生活。
在之前的《政治哲学追问》系列文章中,不论是讨论阅读古典作品的意义,还是思考现代性的危机,亦或是讨论自由世界的存在与否,我们都不难看到——政治哲学立足于当下,同时打通古今,将视线投向未来,而教育的本质正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与之何其相似。
甘老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一文中更已言明:“所谓政治哲学基本落实为教育。即通过在大学里从事自由教育来影响未来公民和立法者。”
在人类的未来面前,没有什么是一座孤岛,哲学、政治、教育从来都风雨同舟。
在坚守崇高的防线上,政治哲学是教育唯一的同盟,也是人文学科最后的堡垒。
宣城丨2020年2月
公众号丨天义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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