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推理小说女作家铁伊的序言里看到一个英美两国的社会史总结观点很不错。18世纪法国人标举着自由、平等、博爱,实践起来往往不共容的三个大词,进行了大革命。然后全世界此起彼伏的现代化进程中夹带着狂热的激情。这方面美国人自诩他们得天独厚,他们以为北美新大陆的广袤无垠的土地提供了社会发展冲突的安全阀,避开了诸如法国大革命、德意志法西斯热潮等惨痛的代价。
美国仰仗着空间来稀释人们的热情,而英国是依靠着时间来节制热情。英国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母国,也是社会平民化、政治民主化的起源地,他们不像后来赶英超美的其他国家那样,把浩大的人类改造工程压缩在极短的时间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大问题去毕其功于一役。相反,他们开始得早,有机会一次只对付一个问题,所以冷静得运用理智,可靠得积累经验。
英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像思维的工程师,而不像意识形态的革命者。对此我们从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大陆的狂飙中,英吉利海峡这边冷静忧心、略带迟疑保守的批评,以及对于欧盟的决策态度等事情上,都能体会出英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宝贵特质。所以,不妨学习一下,英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宝贵传统:做审慎的思维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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