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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个税起征点,真的是天上掉红包吗?

提高个税起征点,真的是天上掉红包吗?

作者: 土逗公社有更新 | 来源:发表于2018-03-10 19:43 被阅读68次

    编者按:今年两会最受媒体关注的话题之一,就是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调整。因为这是与广大中产阶级收入关系及其密切的政策,所以一大波媒体评论蜂拥而至,非常积极地讨论。但这一政策背后的实质又是什么?这是今天的文章要讨论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备受关注、讨论最多的是减税计划。官方媒体着力宣传、反复宣讲的,也是减税计划。

    在工作报告还未公布完时,人民日报便发了一条新闻:定了!政府工作报告: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不少代表委员、媒体舆论纷纷开始猜测:到底个税起征点要提高多少?

    减税,被媒体普遍视为新时代的关键政策。多篇报道频繁使用“红包”一词来比喻减税,给人一种政府发钱了的感觉。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减税真是一项给人民群众发钱的福利措施吗?

    一、个税问题

    提高个税起征点,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当然意味着收入增加。

    中产阶级在历年的成长中,逐步掌握了一些话语权。虽然未能得到参与政治讨论的权力,但总能在舆论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巨大,要搞新的改革,必须迫切地找到同盟。现在,能否得到中产支持,对于新时代改革者来说已经至关重要。

    提高个税起征点,给中产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是拉拢中产的手段之一。另外,这还能起到刺激消费和投资的作用。

    不过,给经济补偿,实际上不一定能够建立起同盟关系。如果只给经济补偿,很可能根本没办法建立同盟关系。

    另外,提高个税起征点,还有可能带来几个严重后果,需要仔细考虑。

    提高个税起征点,是一项完全针对中产的政策。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与这项政策的关系太小了,绝大部分农民工,要么没有建立正规的劳动关系,无需上税,要么一直都达不到征税标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产和底层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太大,很多时候就是户口、房子和车的差距。提高个税起征点后,配合现在的公务员、教师加薪政策,中产阶级和底层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拉开。这样,社会的阶层分化会更为细化,同时在基层、农村,阶级分化会表现的更为可感、可见、更为剧烈。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分裂,很可能急剧增加。这种时刻可见的社会差距,也会给底层文化和社会心态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

    我所在的县是贫困县,很多人一年的收入不到两万块。在去年年末,当地公务员加薪,普遍加到每月九千元的水平。于是,走在街头巷尾,总会听到人们抱怨,一年到头辛苦还不如公务员工作两个月。由于加薪带来的贫富差距对比,远比遥不可及的阶级差距对比更加令人沮丧,尽管后者实际上更为触目惊心。

    在中国,大量的建筑工都是非正式用工。虽然收入数额看上去不错甚至还不用交个税,但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并且在高危环境之中。他们在“个税”话题之外。

    这也就意味着,在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同时,还需要确保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不被削弱,能够平等地提供给所有社会成员相同质量的公共产品。同时,应该有针对性的考虑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避免社会差距被政府政策所拉大。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近三亿农民工的民生问题,只有“全面治理拖欠工资问题、要健全劳动关系协商机制、合理调整社会最低工资标准”几项,其中后两项还没有明确是否会朝向保障工人权利,提高工人待遇方向推进。这与对中产阶级的政策红利对比,显得过分寒酸,可能会导致社会撕裂更加严重。

    如果中产阶级因为提高个税起征点大幅度增加了收入,这些收入的大部分,很可能进入到房地产市场中。很可能催生四五六七线小城市的房价上涨,制造更大的房地产经济泡沫,同时加紧货币贬值。对于这些后果,在政策出台过程中也应该仔细考虑,做好应对措施。

    二、美国也减税

    本次减税政策出台,比较直接的背景来自美国。

    2017年12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共和党的税改方案。这项特朗普主导的减税改革,以让人瞠目结舌的力度,大规模减少了对企业、富人、中产和富二代的税收。按照这个方案,美国的公司税率将从35%下调为20%,个税从七档变成三档,最高只有35%,并直接取消了遗产税和净投资所得税。

    为何特朗普要执行如此剧烈的减税计划?在美国和中国的主流解释里,美国政府想通过减少企业税负,吸引资本流入国内,确保美国的经济地位。同时,减少个税,可以笼络中产阶级,提高政府的支持率。

    但问题是,如果美国通过减税来吸引资本集团往美国注资,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也可以减税来吸引资本。争相减免税收,很容易养肥资本集团。但其后果和可能导致的危机,却要由各国的中下层人民共同承担。

    去年9月,特朗普签署了国会递交的减税法案

    特朗普政府一边声称政府没有钱,无力继续建立医保体系,一边却要给大资本省钱,想方设法降低他们的税负。在一定意义上,特朗普的减税计划,是对大资本疯狂的献媚。每当经济发展遇到危机,资本盈利能力下降,美国政府总是第一时间为资本利益着想,努力提高资本的利润率。

    当时,人民日报对此评论道:“美国减税实际上就是在挑起税务战……会使国际税收秩序陷入混乱……还可能成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导火索。”

    作为对特朗普政府减税的回应方式,我们同样也对资本势力低头,着急给他们减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8年要为企业和个人减税八千多亿元。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总体上只占国家税收的7%。依靠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少的税收,又能在这八千亿中占多少呢?虽然人们对个税关注很多,但减税的大头,还是在企业负税层面。

    在这场减税博弈中我们看到,全世界各个强国的政府,在资本面前,都一模一样地服软。

    不过,也不能说八千亿的减税计划,是受到美国压力才不得已而为之。减税本身,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初露端倪时,遏制危机的惯用手段。而在中国,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是国内的供给侧改革。

    三、供给侧与利润率

    面对国内产能过剩、缺乏充分消费市场的难题(实际上这也是全世界的难题),我国一方面是通过关闭钢铁、煤炭企业等措施将卖不出去的产能给销毁掉,所谓“淘汰落后产能”。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刺激生产,调整生产结构,从而可以生产出新的商品、高质量的商品来形成新的市场需求,破解生产过剩的难题。

    供给侧改革,就专注于刺激生产,努力开拓出新的市场需求。而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点,甚至是核心,就是减税。通过减税,提高资本的利润率,从而提高资本的活跃度,刺激新产品、新产业和新需求的出现。如果创造出了新需求,资本有了新的盈利空间,市场就能继续运转下去。

    所以,减税本身,也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一个手段。

    供给侧改革是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但相关的政策措施已经施行了多年。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也一直在执行着减税政策,努力给资本增值和创新创业提供最优服务。

    不过,特朗普的税改和供给侧改革,都是在同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都是为了解决同一个难题。这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遭遇到了新一轮的利润率下降。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分析得出,由于技术的改进、机器效率的提高,工人的价值越来越低,用于工人的可变资本比例降低,而用于机器土地等不变资本比例升高,最终导致利润率下降。简单地说,资本家之间通过技术改良相互竞争,使得产品数量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便宜,进而导致市场饱和,资本增值的利率越来越低。资本利润率降低的趋势不可扭转,当资本利润率降低时,被排挤出生产领域的过剩资本倾向于投机行为,使得金融市场和信用体系风险增加。

    从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正在面临利润率下降的难题。由于资本在全球获得了自由流动的特权,同时具有强大的霸权地位,当资本利润率在一个地方下降时,它便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由于我们对资本的特权习以为常,以至于视而不见,从而容忍各国政府通过减税来增加资本的盈利空间。

    但是,这却是一个引鸩止渴,助纣为虐,养虎为患的经济政策,它只会使得资本力量越来越强大,而反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弱小。

    大规模对企业减税,很容易使得政府高债务,高赤字,从而无力承担诸多公共服务。在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每一项公共服务的消失,都意味着一种富人的社会特权的巩固。

    四、一种症候

    减税本身,是为了解决资本利润率下降的问题。

    马克思指出,在利润率下降时期,资本为了保持利润稳定甚至是增长,必须扩大规模,增加雇佣工人数量。这也就意味着生产更多的商品,占据更大的市场,也就意味着走向更高程度的垄断。

    也就是说,利润率下降趋势明显的时期,往往是大资本驱逐小资本,并建立大资本绝对统治的时期。这是减税政策,所反映出的权力结构变化症候。

    随着减税政策的铺开,资本的集中化经营,以及小资本的被兼并、驱逐和破产,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很多人注意到,北京城里的小卖部,小饭馆,小超市,甚至包括小学校路边揽活的三轮车司机,都悄悄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同一品牌的便利店、连锁经营的餐厅、摩拜、滴滴和私立教育集团。

     北京,菜市场逐渐关闭,取而代之的是将蔬菜精包装提价卖出的大型超市

    被冠以集团称号的那些大企业,正在将自己的触手伸向所有能够找到利润的领域。从房地产到矿泉水,从球队到农产品,从酒店到高铁,从餐饮到通讯公司,他们都在大刀阔斧势如破竹地布局。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这样的驱逐和兼并事件,每时每刻都在上演,也还会继续上演下去。直到有一个时刻,利润率又一次打开了突破口,或者,直到我们超越这种生产方式本身。

    这样看来,把减税比作红包是不恰当的。正如天上不会掉馅饼,世间也没有白拿的红包。

    参考资料: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

    牛变秀等:《价值存在和运动的辩证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蔡洪英:《供给学派关于减税政策的争论及其评价》,载于《税务研究》,2016.9 总第3 80 期。

    胡东兰等:《我国结构性减税问题研究述评》,载于《经济纵横》, 2013 , No.328 (3) :127-130。

    《关于提高个税起征点,你还应该知道更多》,侠客岛,http://mp.weixin.qq.com/s/oNwPcC_Z_auxYY0Mc8q3EQ

    《朗普放大招!美国大幅减税,中国该如何应对?》,侠客岛,https://mp.weixin.qq.com/s/ZIxvyJEo5bOj-arr2B1KBQ

    《美国税改,谁是赢家?》载于《人民日报 》( 2017年04月28日 21 版)

    美国税改,谁是赢家,《人民日报 》( 2017年04月28日 21 版)

    作者:熊彻

    编辑:默默然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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