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老家在陕南一个农村。在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从东南沿海城市转回老家读书,这一年我见到了农村和城市的差距,用初中时支教老师的话说,差的不只是两年。
在我看来,这种差距是全方位的,农村孩子也并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淳朴。
事实上,越是经济匮乏,人性的丑恶面体现得越是真实。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一个宿舍一二十人,大都是同班同学,刚回去时,没有铺位给我住,老师领我到宿舍说,“你自己跟他们商量,看谁愿意给你让点位置”。
于是我怯怯地问身边的小朋友可不可以住他们旁边,我一个一个问,问了六七个人没有一个说可以。最后舍长提议让我轮流睡在每一个人旁边一晚。
结果每天早上都会有人说我占了她的位置,我身上有虱子,我睡觉打呼、推她,导致她一晚都睡不好。天知道,我这人从小到大睡觉都超级规矩,更别说虱子这种东西,活那么大我都没见过,我怎么就传染给她了。
我去找老师要求为我设置一个固定床位,老师答:别人都不愿意,我有什么办法。我断断续续找了几次,最后一次是一个晚上,他和初中部的一个老师在交谈,我见也没有很正经的事,因为他们在笑,我走到他跟前还没说完一句话,他踢了我一脚。我明白找他是没有希望的了。这时候我爸妈早就走了有一个月了,我倒也没有想起过向他们反映。
这样的事在小学六年级中发生了不少,我原本是个开朗大度的人,一年后我不愿意主动找别人玩,也越来越不想说话,我发现这些小孩在本该天真善良的年级里学尽了尖酸刻薄,像个毒辣的小个子泼妇。
小学毕业后,我以全镇第一的成绩升入初中,继续我不愉快的生活。
小镇少年
(二)
想起写这些东西,是因为前几天我正在读初中的堂弟到我家来玩,我跟他聊天发现,已经过去了六年,小镇初中和当年相比,差别不过是多修了几栋楼。
我问他一个班有多少人,他答:四十几个。
“上初三还剩多少人?”
“二十个左右吧,其他都去技校什么的了”
这使我想起当年初三时,老师推荐一些人去读技校,我因为好奇,险些也去了。
我们聊了许多,他告诉我有很多成绩好的学生想混一下,于是在初三的时候成绩一下子掉下去很多,而有些不太好的反而上去了。这情况和当初我读书的时候一模一样。
当初初三,“混”在我们那很流行,似乎现在也是,成绩好的学生如果不会和一群人一起浪,就会被看作不会做人,于是成群结队。
打一个电话:明天多交些人在某某某地去,我有点事。骑一辆摩托,在乡村弯弯曲曲的水泥路上狂飙。我们村大多数家里到现在还没能牵网线,不知道他们是否幻想自己是秋名山车身。
我弟也是这样,当年我虽然不骑摩托,却也老想着自己“位高权重”、朋友多,那种成绩好到后来想混的人说的就是我。
在这个过程中老师扮演什么角色呢?不得不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多少好老师。这里的老师多是老一辈中专毕业,甚至上过高中却没有毕业的人,这种人靠着家里的关系,多在学校混个一官半职,教书的老师,他们仿佛也早早看透,不敢得罪“地头蛇”,对于学生更是失望。他们没有耐心,因为一旦一句话说得不对,就会惹恼某个叛逆期少年,继而引发一场师生大战。
据说学校的某个老师,总在一届一届毕业季被打。村镇的学校不会开除某个学生,左右都是熟人,家长总能找到办法求情。
昨天我姑父让我弟拍多些照片给他,不知怎么点着了堂弟,他嚷道:“你早不说,我给你整一百张都没问题!”,说着气呼呼地开始拨电话,“喂,xx!明天出去玩,多叫些人!”。一分钟不到这电话就打完了,挂了电话堂弟就出了客厅。
叛逆期的少年啊,像极了一只随时待战的公鸡。
我上大学后,终于明白支教老师的那句话。我的初中,同学们唯一的成就感来自于朋友,我听到最多、最令表达者自豪的一句话是:在xxx,谁我不认识!这话少年说,青年说,中年还说,从不过时。
农村里,最能体会中国的人情社会。
我离开镇上初中六年。初中仍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多少学生在迷茫时误入了歧途而教育者却放任之。
我为表弟可惜,更可惜的是那些原本积极健康却在往后被环境影响的一个个少年。
我明白乡村教育掺杂了太多复杂因素,只希望一茬又一茬幸运儿在未来一点点稀释这些坏的影响。
就像《我不是药神》中,程勇入狱前说的那样:我知道未来会越来越好的,只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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