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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张冲

张冲，原名张绅，字淮南（又字怀南）,浙江省乐清县茗屿乡官头村人，生于1903年1月18日。1923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在东北期间，张冲曾秘密进行反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活动，担任过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1929年，张冲返回南京，由同乡同学萧铮、郑亦同等引荐，始受知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先后担任国民党哈尔滨党部特派员、天津市党部委员、南京特别市党部书记长等职。张冲才华出众，熟谙俄语，又通晓苏联事务和党务，深得陈氏兄弟器重。30年代初，他又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

一手制造“伍豪事件”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一些报纸，如《时报》、《新闻报》、《时事日报》、《申报》，都不约而同地刊登了一则令人惊诧的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内容称: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采取的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主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采取之国际路线，即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友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时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本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主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这则“启事”的炮制者就是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调查科总干事的张冲。他利用特务机关的权势与金钱迫使这几家报纸一律登出了这则纯属子虚乌有的政治谣言，这则《启事》的内容，通篇都是当时一些类似的反苏反共的八股，并无新奇之处，和当时一些类似的反共宜传如出一辙。但关键是领衔者“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之一。国民党特务机关蓄意制造这样一起陷害事件，目的无非是败坏共产党的名誉，离间共产党内部的关系。

穿针引线奔走坛坫

几番较量，几度春秋，转眼间到了1936年春天。这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又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务必于6月6日去上海北口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这则“寻人启事”仍然出自张冲之手，但却不是故伎重演，而是出于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周恩来夫妇和张冲在重庆珊瑚坝机场的合影

张冲受命放出这只“试探气球”，不是没有缘由的。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团结抗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反蒋抗日，建议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首次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天晚上，张冲属下的“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收听到了这一宣言，张冲随即将电文抄送蒋介石和其他要员。此后，由于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变化：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努力，国共两党关系有所松动，接受渠道有所沟通，秘密交往有所增多，而张冲本人思想也有所变化。张冲在调查科任上，确曾竭尽全力，出谋划策，大搞特务活动，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

《申报》的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的房间里。鉴于几年前的教训，我党经慎重考察，几经曲折，终于由潘汉年出面与张冲联系上了。潘汉年与张冲等在上海、南京经过多次接触，商谈了有关国共合作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谅解。随后，潘汉年于8月8日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此次会晤的有关情况。3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我党“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及时改为“通蒋抗日”。

重庆市中华路国民参政会旧址

也许是历史的默契和必然，就在国共代表初步往来以及中共调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之际，1936年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临驾以备咨询的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亦被扣押，失去了自由，国共双方亦一时失去了联络。不久，事变在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有了新的转机。在西安，蒋介石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诺言，并以“领袖人格”相担保。但他又要避日本人和“亲日派”的耳目，国共间的往来还是采取秘密方式。此时的张冲则日益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脱离了“调查统计”工作，这位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委奔走坛坫，穿针引线，成为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秘密联络的专使了。

自1937年2月到1937年9月，国共共举行了6次正式谈判，历时7个月，其中周恩来与张冲进行过几十次会晤磋商与正式会谈，终于扫除了重重障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风雨同舟力维大局

在张冲与周恩来频繁接触的6年多（1936年---1941年）时间里，十分钦佩仅长他几岁的周恩来的为人和才干。在大敌当前，共御外侮的斗争中，在国共合作的交往中，张冲受到周恩来思想、作风、品格、才干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思想认识有了很大进步，两人结下了浓厚的情谊。

“南岳军事干部训练班”负责人的合影

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的住处处常在特务的重重监视之下，张冲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顺利地进出，有时实在没办法，就将他们的会晤地点放在重庆枣子岚垭张冲的寓所“乐庐”。一次重庆都邮街发生了所谓的“民众”捣毁苏联驻华使馆的不幸事件，张冲即于大风大雨中陪伴周恩来在现场勘查，以保护中共代表的安全。周恩来之所以能在1939年春到安徽、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回乡省亲等，同年夏天又顺利返回延安议事，都是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的。

是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已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双方争执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眼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手令后，又亲自送往机场，直至周恩来上飞机才放心。事后，张冲愤愤地说：“这是顽固分子在捣乱，蓄意制造国共分裂！”

1941年1月初，国民党悍然发动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举世为之震惊。张冲闻讯，痛心疾首地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

1937年春，叶剑英、周恩来与张冲在七贤庄

1月18日，《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特务拘捕，周恩来当即通过张冲迫使当局将人放回。2月中旬的一天，《新华日报》发行部又遭破坏，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十二小学的宪兵队门前盘桓交涉达两个多小时。最终迫使宪兵队退还被扣压的报纸，周恩来随即将报纸当场分发给围观的群众。这场景，就是今天我们从戏剧、电影上所看到的当年那桩“报事”斗争的“模特”背景。

当夜，我党干部陈家康（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送张冲上车回家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陈家康说：“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

这一时期，张冲的处境确实是很艰难的。他既不满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想极力弥合两党裂痕；却又必须不折不扣地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周旋。己所不欲者而为之，矛盾而又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

不幸早逝

张冲虽未遭顽固派的毒手，却不幸于1941年6月染上恶性疟疾。他起初没有介意，仍力疾从公，为国共团结奔走操劳。

周恩来多次前去探视，在病榻前轻声慰问，关切备至。张冲于病榻还不忘国共合作，询问两党关系近况。最后，他自知不起，嘱周恩来与自己的后继者（军令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保持联系，免使国共关系冷淡。当时，日军飞机日夜不停地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加之气候炎热，医护不周，政敌刁难，8月1日，张冲在重庆郊外40里的云龙旅馆山洞内病逝，年仅38岁。

1940年7月，叶剑英同周恩来、邓颖超、张冲（左三）在重庆珊瑚坝机场

斯人即逝，国共两党都为之痛惜。两党主要领导人纷纷致电家属唁慰。中共中央还同意周恩来提议，对张冲追悼会捐送了3万元，并委托周恩来、董必武拟送挽联。周恩来送去“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

解放后，周恩来仍未忘记张冲这位“安危与共，风雨同舟”的朋友。1949年开国大典时，周恩来遇到张冲的同乡、著名医学专家洪式闾教授，还特意提起张冲，说张冲是他的好朋友。周恩来对张冲所遗子女也格外关照，长子张炎遵照周恩来的嘱咐进了华东军政大学，女儿张雪梅早年参加革命。周恩来与张冲这两位的特殊领域展开特殊斗争并结成特殊关系的爱国者，为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民族存亡作出了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