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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阅读完白先勇的《孽子》,这部写于七十年代的长篇小说放到如今仍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孽子》是第一部同性恋题材的华文小说,法国书评家刚果曾评价它是『将悲情研成金粉的歌剧』。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就不得不提白先勇个人的成长环境。

白先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儿子,年幼的白先勇从出生起便跟随父亲开始了战争中流离失所的生活。从桂林到上海再到台湾,每一次的阵地转移都带来异域文化的冲突,而文化的冲突恰恰是造就思想不断更新变革的原因。
白先勇曾谈及自己的原生家庭一直是走在了改革的前端,比如母亲奋力抵抗裹小脚的落后习俗,比如父亲是第一批参加辛亥革命的先锋,这种反叛精神也让白先勇对于同志的身份没有过多的芥蒂或者遮掩。
『我感觉自己与众不同,还感觉是一种骄傲,不随俗,跟命运不一样的感觉』,对于自身的认同感在白先勇的个人创作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在《孽子》,还是在《孤独的十七岁》《树犹如此》都可以看出来。
十七岁就在一起的爱人王国祥也让白先勇笔触的情感更为细腻,基于有真切实在的相处体验以及时代环境才让《孽子》中的人物和场景能够如此的鲜明与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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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故事的内容上,《孽子》讲述了六十年代台湾底层人士的生活,以『李青』作为主人公的视角,去捕捉社会环境与每个人物之间的联系。所谓的底层人士不仅仅包括同志男妓,还有妓女,儿童等等身份。
小说从三个维度去建立和诠释。
首先是群体与个人。书中人物因为共同的身份而聚集在公园『莲花池』边,那是属于他们的王国,只有黑夜才能行使权利的王国。

除此之外,还有每个人物之间所释放的善意,例如阿青看到流浪街头的男童便将他收留,吴敏因情寻短见之后伙伴之间互帮互助。单纯个人的力量是柔弱的,是孤立的,而相互抱团共情让小说基调得到升华,它所带来的阅读体验是富有温度的。
再者是家庭。先抛开故事人物本身,就一般家庭而言,个人成长与原生家庭都有着深刻的纽带关系,放到今天,父母对于子女的求学,择业,婚姻涉足的例子依然比比皆是。而对于这样存在特殊身份的群体,在现今的接受度都很局限,更不用说那个年代了。
书中不乏有家庭背景强大的人物家庭,对于子女的未来有着很高的期待,但当自己的儿子却因为私欲而断送前,程,一切美好设想便不复存在。李青因为发生淫乱被赶出家门,王燮龙父亲临死之前都不曾想见过儿子,傅老爷子儿子傅卫以死终结自己带来的『罪恶』,家庭关系酿出一幕幕遗憾与悲剧。
最后是社会大环境。在鱼龙混杂的社会背景下,对于同性爱恋的接纳程度显然是极低的。警署对于所谓『淫乱』现象的整治以及后期报社对『安乐乡』酒吧的报道,都在证明着这样的情感关系是不能被容忍的,它站在了社会的对立面。
社会的包容度时刻压抑着人的个性,以至于在他们的根据地——『安乐乡』酒吧开张之后,吸引了不少的名流志士,包括艺人,律师甚至是大学教授。与其说『安乐乡』是一间同志酒吧,不如说是面对社会压力之下留有的喘息之地。
『安乐乡』的歇业,意味着一群人的青春将继续流浪,无处安放。
这本书以同性恋的视角去讲述,但它不单单局限对于同性情感的刻化,而是将特殊的情感放到特殊的大环境之下,去挑战传统主义与社会主流。角度更加宏观,立意更加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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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议题乃至性别平权从21世纪初便开始在不断的争取与宣扬,这是条血与泪交织而成的路。
可喜的是努力没有白费,2017年5月,台湾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化,59岁的祁家威等了这一天三十多年,这也在亚洲多元文化中往前跨出了一大步。
而近年来,像《蓝宇》《霸王别姬》等等关于同性恋的题材也在不断涌入市场,受众度也越来越广泛。

然而,这仍然不是最完美的。
民调显示超过七成的菲律宾人反对同性恋,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选举时也打着『反同』的旗帜以获得保守人士的支持,在中国因为家庭压力,诞生出上百万的『同妻』群体。在沙特,文莱,也门等伊斯兰政权统治国家,处死同性恋更是家常便饭。
相较于西方而言,东方文化由于夹杂着传统思想,宗教信仰,家庭伦理等等因素,性别平权与多元婚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看书时常在想,如果李青和他的那群伙伴们放到今天,他们是否能够拥有更加稳当踏实的生活,他们的情感是否可以不需要有黑夜的庇护,他们的青春是否可以不那么虚无缥缈甚至易碎?
而在这个时代也有很多『李青』,正在期盼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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