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年中，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主义到普及的历史性飞跃。2018年，全国高等学校2663所，是1998年的2.6倍；高等教育学生总数为3833万，是1998年的4.5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8.1％，是1998年的4.9倍。
但是，高等教育法的实施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高等教育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够强，学科发展与市场需求不对称，区域布局，高等教育的类型水平和学科专业结构不合理，大学师资队伍建设依旧需要加强。在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方面存在很大差距，高校学术委员会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高等学校的同质化凸显了一些大学的学科定位不明确，学科和专业缺乏鲜明的特征与个性，人才培养的档次和类型不合理，缺乏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的紧密结合，缺乏指导普通高等学校发展为应用型大学的措施，很多大学方向明，但道路少，政策支持不够，示范引领也少。
面对重大国家战略和地方需求的高校成就并不多，可以有效地加以转化利用的更是寥寥无几。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需要的应用、复合及技术技能人才短缺。人才供应和市场需求不对称，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问题正在逐步显现。高等教育产品过剩的问题令人担忧。对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人才培养不够。公众，幼儿园老师，家庭护理人员等急需专业人才匮乏。形成了一方面就业困难，一方又找不到急需的人才的矛盾。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一些高校没有真正转变观念，没有服务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的意识，没有准确把握社会需求。就业、招生计划、人才培养的联动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高校的同质化现象十分突出，一些大学具有相同且重复的学科，门槛低且投资少。升级或重命名后，某些高校的定位不明确，这与工业企业的需求不符。
中西部地区的国家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数量很少，双一流建设滞后。就学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而言，它们与东部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差距。原来的中央苏区，革命老区，旧工业基地和少数民族地区资金不足，发展相对落后。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认知偏差和兴趣取向，还与缺乏政府部门的分类评估和指导有关。
高职院校分类招生改革有待改进。高职院校的吸引力相对较弱，社会认可度相对较低，学生报考的积极性不足。在某些地区，分类招聘的改革还没有到位，并且有不同程度的重文化轻技能的现象。
研究制定高等学校分类设置的标准和办法，建立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经费、人事管理、质量评估、监测和考核制度，引导高校科学定位、差异化发展，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面向未来的格局，提前布局一批前沿学科，为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区域支柱产业提供人才支撑，尽早储备一批高层次人才，是高校发展的当务之急。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大学受到人员不足的影响，师资短缺。在一些省份中，将近2/3的本科院校没有达到师生比例的标准。在某些省份，相当多的高校没有达到国家基础学校的办学要求（18：1）。
引进高端人才困难，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术大师和学术带头人数量不足。高职院校双师制的比例不高。技术人员很难进入教学团队。教师评估未能充分考虑学科和职位的特点，导致一些教师对教学和研究不太满意，本末倒置，以兼职为主要业务，以教学为副业。
西部、东北地区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已成为地方高校发展的痛点。在一些省份，副高职以上专任教师的流出和流入比例均超过3:1。部分高校高层次人才队伍近三年呈现负增长状态。坚持引导与教育并举，以教育为重点，大胆培养、大胆使用，尽早储备一批高层次人才。促进人才良性竞争和有序流动，引导人才资源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流动，有效遏制部分地区和高校恶性竞争，逐步构建适度开放、合理规范的人才流动机制，是当今高校必须实施的人才战略。
资金使用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在某些高校，学生的平均分配是国家标准差的一半。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的投资失衡非常突出。中央直属大专院校，双一流建设高等院校在资金和资源投入方面优势明显，与地方普通高等院校的差距普遍拉大。由于地方财政收支的压力，一些城市的大学的学生平均拨款不符合国家标准。一些大学与双一流大学的接近相差一半。许多地方高校在基础设施建设，专业教学设施和设备方面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并且负债累累。
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整合中央和地方，校内和校外资源，继续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大学的改革和发展，研究并推出升级版《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尽快实施，将从制度设计，政策指导和资源投入等方面进一步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倾斜，指导和支持从被动输血向自我造血过渡的中西部大学。
统筹规划中西部地区高校基本能力建设项目，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继续优先建设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等研究平台和长江学者、优秀青年学者等高层次人才工程，是促进高校均衡发展的必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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