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第十四》10：不得罪人者获罪于天

《论语·宪问第十四》10：不得罪人者获罪于天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有人问子产是怎样的人。孔子说：“是慈惠的人。”问到子西是怎样的人。孔子说：“他呀！他呀！”问到管仲是怎样的人。孔子说：“他是个人物。他剥夺了伯氏骈邑三百户的封地，使伯氏只能吃相粮，伯氏却至死没有怨言。”

《论语》这本书，编者在讨论编订的时候，是煞费苦心的，完全遵照了孔子所倡导的“仁”与“礼”的宗旨。大凡遇到相对刁钻一些的问题，通常都会隐去提问者的姓名和身份。这个“或问子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按理说，《论语》之中所收录的皆是孔子答弟子及时人之问。即便放在今天，也不是随便哪个人都有机会找到孔子那样的礼的权威去讨教问题的。一定都是有名有姓，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有这样的资格和机会。之所以要隐去提问者的姓名，实际上是对提问者名节的保护。

这个人一口气问了三个人，分别是子产、子西和管仲。

子产是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姬姓，公孙氏，字子产。子产是郑穆公之孙，先后辅佐郑简公、郑定公，子产在执政期间，既维护公室的利益，又限制贵族的特权，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主要措施是：划定公卿士庶的土地疆界，对私田按地亩课税；实行学而后入政、择能而使之的用人制度；不毁乡校，愿闻庶人议政，有控制地开放言路。郑国在子产的推动下呈现出中兴局面。

子西名公孙夏，字子西，与子产同为郑穆公之孙，为同宗兄弟。公元前554年，司徒子孔执掌政事专断引发郑简公的不满，也引起郑国人的担忧，于是子展、子西就率领国都的人讨伐他，杀了他并分了他的家产，时郑简公年幼，郑国人就使子展主持国政，子西处理政事，立子产为卿。

管仲，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颍上人，中国古代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周穆王的后代。齐僖公三十三年（前698年），开始辅佐公子纠。齐桓公元年（得到鲍叔牙推荐，担任国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被尊称为“仲父”。

一、历史自觉

这三个人，有个共同的特征，都是在经由特殊事件或者特殊机缘，被推到历史舞台中央，掌握一定资源的人。这个人都曾经贵为卿相，掌握邦国的各种资源。

从结果上看，子产通过落实自己的政治理想，推动一些列的改革，推动了所在邦国——郑国的中兴。管仲借助齐桓公的信任，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让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相比较而言，子西站在舞台中央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建树。

从历史自觉的角度看，子产和管仲都是具有一定历史自觉的人。而子西，更像是一个随大流的人。

二、得罪的本意

得罪，至少有三层意思，首先是获罪于天。中国有句老话叫“天予之，不取，反受其咎”。上天给个机会，如果不能好好把握的话，是要反过来受到上天的清算的。其次是获罪于心，也就是自己心里无法原谅自己，这样的话，即便上天不来清算，自己也是放不过自己的。今天所讲的心理疾病，多半都是获罪于心，自己想不开的结果。再次才是获罪与人，因为自己所做之事，在别人看来是有失公允的，于是别人从心里同自己过不去，逮着机会就试图翻盘。

子产为政，是出了名的严格，也正因为如此，郑国才有了中兴的局面。管仲为政，孔子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伯氏违反了法令，管仲削夺他的三百采邑，让他吃不上好饭，但这个人到死都没有一句怨言。

孔子为什么对子产、管仲的为政有所肯定，对子西的为政不置可否？

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子产和管仲以正道发挥了政治的力量，帮助邦国完成了兴盛。而子西却没有什么建树。在以正道发挥政治力量的过程中，子产和管仲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坚持做到不获罪于天，不获罪于心，进而，也有了不获罪于人的间接结果。

反过来，有些人可能抱着不获罪于人的圆滑原则，反而获罪于天，获罪于心，最终也没能赢得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真要做老好人，应该向管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