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蜗牛爬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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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三年前我还在上海实习的时候，租了一处小区的房子，房子的结构是传统的老房子，一条楼道里有好几家不同的住户，洗手间和厨房都分散在楼道里的不同区域。因此出出进进，总得和邻居们打照面。
大概由于是老房子，隔壁的几户住户都是上海老阿姨，操着一口浓重的上海普通话，从搬进去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小姑娘长小姑娘短得向我盘问租这间房子的租金，问过之后，几个老阿姨便聚在一起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谈论租金问题，楼道里时不时传来一阵尖锐的笑声。
除开在外面的时间，大多数时候我都一个人安静的呆在房间里，时不时去对面的菜场买个菜，回来自己做做饭吃。每次在厨房里忙活时，都有好奇的老阿姨凑过来问我几句。
有一次隔壁的老阿姨兴致勃勃得凑过来看我炒菜，对我自己做菜做饭的行为大为惊讶。老阿姨说，“小姑娘呀，你这么小就自己出来生活的呀，还会自己做菜做饭的呀！”
“在这之前，已经在国外生活了一年，做得不好吃但是能把东西做熟” 我谦虚地跟老阿姨说道。
老阿姨听了之后更为惊讶了，突然大声说道“小姑娘呀，看不出来呀！小小年纪”，之后老阿姨喊来了楼道里其他的老阿姨，一个个地告诉她们“你们知不知道的呀，小姑娘已经一个人在国外生活了一年呀！” 在她们言语交错间，我低着头看着锅内翻炒的茄子，哭笑不得。
02
那些日子里，我在外滩最繁华的地方工作，一路都是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到处都是明晃晃的欲望篝火。我每天穿着衬衣，系着领带，马夹上别上带有酒店名牌的钢笔，面带着训练好的标准笑容去服务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有钱人士，日复一日的点菜，端菜，收盘子。
最幸福的短暂时光就是飞奔到负一层的员工厕所，关上厕所门的那一瞬间，我恢复了嘴角久久扬起以致麻木的弧度，解开了衬衣最顶上的那颗扣子，脱下了高跟鞋，将双脚平放至地面，深呼出一口气，那是一种释放与解脱。
记得第一次上晚班，下班时已经将近凌晨两点。走出酒店，外滩一片明亮，沿街的餐厅，酒吧，酒店无不灯光璀璨，人声鼎沸，对岸的东方明珠塔依然按照它固有的频率闪烁着光芒。不时有来往的游客拿出手机拍外滩的夜色，闪光灯隐隐约约闪烁在余光里。
热闹，夜色，闪光灯，每一样都和我如此接近，但没有一样是属于我的，能感受到的只有两条越发沉重的腿。
仿佛是经历一场艰苦跋涉，所幸还有一个住处，一张床可以拥抱我的疲惫。到了楼道里，我努力让自己沉重的双腿迈出轻盈的脚步，以免惊扰了邻居老阿姨们。
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在视线里，一个老阿姨大概半夜起来去洗手间，揉着惺忪的双眼盯着我，疑惑地问道，“小姑娘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的呀，累不累呀？”
那一瞬间我发觉自己眼眶已然湿润，那一整天，我被很多人问过很多问题，菜点好了没有，那桌客人的菜端上去了没有，我点的菜怎么还没上来，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他们。
很多时候，也许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都能让你感受到，自己还在被人关心着。
03
回想自己这几年的状态都是在漂泊，在上海漂完又来海外漂，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去呆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以往我总认为人之所以会觉得漂泊无依归根究底是没有安全感，自己的根不在这里。慢慢我开始觉得，安全感从来不是靠一个具体的地方或是人来给予我们的，安全感永远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内心。
无论是在上海，还是现在在欧洲，环顾我们身边的人，游子不在少数。这个时代，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别处，而每个别处，都未必再属于本土。越来越多的城市演变为开放的大城市，拥有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游子，它们的城市话语权，已经在逐渐归到他乡游子之手了。
前几天遇到一个成都朋友跟我抱怨，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成都把成都的本土特色都带偏了，朋友越说越激动，“我们成都人本来节奏挺慢的，我们就喜欢出太阳的时候不工作，出去喝下午茶打麻将，他们那些外地人净瞎逼逼，说什么打麻将不是文明运动，把我们成都的生活节奏都带快了。”
然而哪怕像朋友这样想的成都人再多，也阻挡不了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去成都的趋势，一个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外地劳动力。现在早已经不是本地人不喜欢外地人让外地人滚出去的时代了，当今世界的开放性大城市本来就应该是各色各样的人群的聚居地，能够接纳不同乐趣不同生活节奏的人们，而不是一种主流文化霸占一个城市。
现在的大城市已经大到容得下世界各地的游子，大到我们不需要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也可以在那里好好的生活下去，享受大城市带给我们需要的资源，有那么一份自己喜欢的事业，交几个能谈心的朋友，时不时和家人煲煲电话粥，无论城市多大，你也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
所谓的安全感的实现，不一定需要我们必须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开着一辆自己的车在城市道路上奔驰，最重要的，是我们坚定自己当初来到这个城市的理由，也许是为了实现一个梦想，也许只是为了更高的收入，不管是哪一种，最后一定都通向我们想要去实现的东西，而我们所有的努力与煎熬，都是为了离它越来越近。
蜗牛爬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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