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网：近日，互联网招聘平台BOSS直聘发布的《2019年应届生求职趋势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9年应届生平均招聘薪资为5610元，较2018年同比提高7.5%。

报告数据还显示，2019年毕业生近四成首选去新一线城市发展，而一线城市应届生吸引力首次跌破30%。此外，2019年新一线城市对应届生岗位的需求占比首次超过一线城市，杭州、成都、武汉和西安对应届生的需求尤为明显，占新一线城市需求总量的46%。

本次报告使用的数据来自于BOSS直聘人力资源大数据平台，共抽取300万2019年应届生样本，核心数据抽取时间段为2019年1月1日至8月31日。

今天，我们就来一同分享解读下这份数据报告。

2019年应届生首选的发展城市

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新一线城市吸引了37.5%的应届生，超出一线城市15个百分点 ，这也是首选一线城市的应届生比例首次跌破30%。

青年劳动人口对于新一线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在过去两年的“人才大战”中展现无疑。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新一线城市能够提供的应届岗位占比与希望前去发展的毕业比例基本持平，新一线城市的“新经济”岗位容量正在快速提升，这是吸引年轻人的基础条件。

同时，在薪酬水平仍无法与一线城市竞争的情况下，岗位扩容是否可持续，产业结构是否合适，城市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是否跟得上，是摆在各城市面前的长期挑战，也是留住青年人口的根本。

关于上图“2019年应届生首选的发展城市”中的一线城市占比22.3%，新一线城市占比37.5%。我们其实不应该孤立地直接将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作为两个对等的阵营进行比对。

城市数量上，一线城市仅4城，新一线城市则有15城。如果进一步比较一线城市4城和新一线城市15城各自的常住人口总量对比，差别也十分明显。

所以，从正常的角度来说，新一线城市阵营原本就应该承担比一线城市阵营更多的就业责任。只不过，在过去的很多年间，由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先后差距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等诸多原因，造成了过去很多年间一线城市承载了远超过其正常承载力的解决就业压力。

伴随着自上而下的区域经济均衡政策的推进，未来一线城市的人口压力有望进一步得到缓解。在过去的两三年间，我们已经明显看到了北京和上海二城控制和疏散人口工作得到的成效。

2019年应届生期望薪资平均数与中位数

报告数据显示，在全国面向2019年应届生的岗位中，新一线城市的需求占比首次超过一线城市。杭州、成都、武汉、西安四市对应届生的需求占到15个新一线城市应届生需求总量的46%。

相较平均数，中位数薪资能够更好地代表人群的中等收入水平。报告数据还显示，一线城市2019年应届生中位数薪资为5559元，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而新一线城市虽然对青年人吸引力显著增强，在中位数薪资水平上与二线城市并未拉开明显差距。

其实所谓的新一线城市概念，原本就脱胎于原来的强二线城市。这一概念从问世到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设定的城市数量过多。

举例说明，一线城市阵营长期以来有且仅有北上广深四城，2018年一线城市中经济总量第一位上海和第四位广州的经济总量分别为32679亿元和23000亿元，前者是后者的1.42倍。两者并列同一阵营，合情合理。

但是新一线城市的名单自问世至今始终均为15城制，2018年新一线城市中经济总量第一位重庆和第十五位沈阳的经济总量分别为20363亿元和6350亿元，前者是后者的3.2倍。两者并列同一阵营，存在一定的异议。

以上还仅是经济总量一项，还很多的细化指标上，新一线城市由于涉及城市总量设定为15城，头部和尾部城市之间的差距都十分巨大。

这样的差异性，事实上必然会影响所谓新一线城市整体阵营的各项平均值。最终，我们就会得到新一线城市薪资中位数与二线城市几乎无二的结果。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2019年，期望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应届生平均期望薪资突破六千元，其他城市的应届平均期望薪资均在四千元区间波动。不同于招聘薪资分布，新一线城市的应届生平均期望薪资明显高于二线城市，应届生在自我估值的时候，对工作城市更为敏感。

报告数据显示，期望在一线城市发展的2019年应届生，期望薪资的中位数同比下降5.4%，而在其他级别的城市中，应届生期望薪资的中位数均有不同城市的提高。

一线城市薪资中位数降低，意味着期望薪资处于中低区间的人才密度加大，这部分毕业生的求职竞争压力也有所提高，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毕业生内部求职竞争力分化的现状。

同时，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压力，已经较早被一线城市企业所遭遇，必然压力会进一步转移到对应的员工身上。从长期看，就像是历次房价的增长都是由高线城市向低线城市蔓延开来类似，下阶段二三线城市应届生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期望薪资下降也将是大势所趋。

2019城市应届生留存率＆就业均衡指数

城市应届生留存率这个问题，事实上影响因素众多，并不能简单将该数据直接等同于城市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进行解读。

由于历史与区位原因，一些城市拥有十分可观的高教资源，一般以大区中心城市为代表，例如西安、武汉、沈阳等城市。但受限于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力上，现阶段在提供高端岗位的能力上存在短板，所以对应的优质人才向高线城市自由流动，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

同样，以深圳这样的城市为例，其本身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实力具有提供大量优质工作岗位的能力，但本地的高校资源和历年的高校毕业生数量都十分有限，那么两者结合后自然会得出非常高的应届生留存率，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报告发布方还使用“就业均衡指数”这一方式来综合衡量一个城市对外埠高等教育学历人才的吸引能力、本地高等教育实力和毕业生留存能力。报告数据显示，以2019年应届生为对象，19个主要城市的应届生整体就业均衡指数为1.41，即如果19个城市的本地高校共培养了100个2019届毕业生，在本地求职就业的应届生有141个。

19个城市中，7个城市的2019应届生就业均衡指数小于1，均为新一线城市。其中，天津、武汉两个教育重镇的就业均衡指数不足0.9，培养的高等教育人才存在较明显的流出现象，但同时也表明这两地的高教人才培养基数大，充当了人才输出基地的角色。

在这项指数上，深圳的情况同样非常具有代表性。就是在深圳就业的应届生中，本地高校毕业生与外地高校毕业生比例接近1:9。这里的问题其实不在于“9”，而在于这个“1”。

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苏州、杭州、东莞等虽是经济大市，但却并非教育大市的代表性城市上。我们其实应该客观看待这个问题，用城市群的思维而非单个城市的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

比如，与深圳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就业均衡指数就是1.12，和一众新一线城市数值很接近。原因很简单 ，就是广州承担了珠三角的人才培养重担，除了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外，还要向群内的深圳、东莞等城市提供人才供给。

同样的情况，在长三角中也十分普遍。南京作为城市群内至关重要的科教中心城市，每年必然有一定比例的人才流向城市群内的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

作为每年新增就业的重要群体，应届生的求职难度和竞争激烈程度都在提高，95后的求职心态和观念也有了巨大变化。学生自身素质、高校职业生涯教育质量、企业人才战略和社会责任、宏观就业政策等因素，在保障应届生就业的过程中缺一不可，需要系统性的努力与提升。

另外，相比70后和80后，95后们走出校门后邂逅的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和就业环境更为复杂，一方面职场的规范性正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职场的固定性也在增加，是否可以像“前辈”那样在职场中动辄坚守十几二十年乃至终生，这显示是谁都说不清楚的未知事件。

所以我个人对95后以及00后的建议是，在时间和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多学些才艺。这种才艺是很广义的，不仅仅局限于唱歌跳舞，只要是在人群中少数人才能掌握的技艺，都值得尝试。因为从长期来看，这可能是未来真正有可能改变你命运走向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