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杀》里，面对强权，李维杰用自己的智慧保护了受伤的妻女；《一个母亲的复仇》里，面对不公，戴维琪凭一己之力手刃了伤害女儿却逍遥法外的凶徒。对于观众来说，这两部电影的结尾是非常“正常”的，主角大仇得报，哪怕是通过迫于无奈的以暴制暴，正义也最终得以伸张。可现实并不总是存在正义，现实也不是只有正义。
《三块广告牌》展现的就是这样的现实。痛失女儿安吉拉的米尔德丽德等了七个月之后，仍旧等不来凶手的任何消息，无处宣泄悲痛和愤懑的她将矛头对准了警察，于是便有了三块质问警察的广告牌。
“奸杀而死。”
“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怎么会这样，威洛比局长？”
三块红底黑字的广告牌，无声地控诉着泣血的现实。
愤怒
心理学上把悲伤分为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
米尔德丽德一出场就是愤怒的，她愤怒于警察的无能，愤怒于神父的说教，愤怒于牙医对警察的偏袒，好像任何事情都可以挑起她的愤怒。
看这部电影之前，我想象中的广告牌会是白底黑字或者黑底白字，因为黑白色可以完美表达一个母亲的悲伤，但我小看了一个母亲的愤怒。
面对凶手的暴行和长久以来毫无进展的案情，即使是旁观者都会义愤填膺，更何况一个极度悲伤的母亲。红底的广告牌，除了暗示女儿死前所遭受的血腥虐待，更诠释了米尔德丽德压制不住的愤怒。
米尔德丽德最初的愤怒真的来源于警察破不了案吗？不是的，真正让她愤怒的是不公的命运、残忍的现实和无能为力的自己。凶手偏偏挑中了安吉拉，威洛比竭尽所能仍然找不到线索，自己除了接受既定的事实什么也做不了。米尔德丽德因此将无法发泄到凶手身上的满腔怨愤，转嫁到了警察局长威洛比身上。
然而愤怒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将米尔德丽德推上了风口浪尖，因为愤怒会凌驾于理智，从而招致更深的愤怒。
警察局长威洛比并不是一个尸位素餐的公职人员，相反，他恪尽职守，用心查案，深得小镇居民的爱戴。于是，在米尔德丽德把威洛比挂上了广告牌、威洛比因为癌症病痛选择自杀之后，马上就有人把威洛比的死归咎于米尔德丽德，在夜里放火烧掉了广告牌，威洛比的下属狄克森甚至将经营广告牌的罗比扔下了楼。迪克森的举动再次激怒了米尔德丽德，她也放火烧了警察局，狄克森被烧伤。
这一切看似合乎情理，既然米尔德丽德能因女儿的不幸而愤怒，那么就会有人因威洛比所受的不公质疑而愤怒。可是这一切又过于混乱，人们的举动越来越出格，事情的走向越来越失控。
多年前我看过这样一则美国新闻：一名司机酒后肇事，造成一个五岁女孩当场身亡。法官判处司机一次性付清巨额赔偿金，女孩的母亲拒绝了，她要求司机每年只需赔偿五美元，直到付完赔偿金为止，条件是每年必须在女孩忌日的这一天汇款。法官同意了，司机本人也同意了。司机原以为这样可以省下一大笔钱，却没想到等待他的是每年一次的良心审判。每年汇款的时候，司机都会想起在过去的今天，自己害死了一个孩子，毁掉了一个家庭。几年后，司机提出上诉，要求一次性付清赔偿，母亲拒绝了他的请求，法官驳回了他的上诉。
这位母亲比米尔德丽德幸运，她至少知道真相，可她也是愤怒的，所以她才会用了一个看似温柔实则狠辣的方法，去制裁害死女儿的元凶。这位母亲似乎过分了，因为这个方法对于一个无心之失、本性不坏的司机来说，实在过于残忍；这位母亲似乎又不过分，因为更残忍的是一个孩子被无缘无故夺走了生命。
米尔德丽德竖起广告牌过分吗？其他人为威洛比打抱不平过分吗？当我们受到伤害时，为了缓解自己的痛苦、释放心中的怨愤，我们会不自觉地以受害者自居，有意或无意地伤害了他人，这些人可能无辜，也可能罪有应得。于是，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加害者变成了受害者。然而，没有人有资格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指责一个背负创伤的人，因为刀子不割在你身上，你就不知道有多痛。
现实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分不清因果、辨不出是非对错，却于无形中环环相扣、纠缠不绝。
代价
威洛比可以说是三个主角里唯一一个完美的形象。他家庭和睦，小镇居民尊敬他，下属崇拜他，米尔德丽德针对他也只是因为他是代表着官方的局长。美中不足的是，威洛比患上了癌症，而剧情的转变正是来自于他因病自杀。
威洛比留下了三封告别信，分别给妻子、米尔德丽德和狄克森，最重要的是他给狄克森的这封。
狄克森暴虐、恐同，还有种族歧视和恋母情结，工作上玩忽职守，是一个最不像警察的警察。新上任的局长目睹了他对罗比的暴行，责令他交出配枪和警徽。失去工作的狄克森在家里借酒消愁，直到他看了威洛比的信。
在信中，威洛比直言相信狄克森拥有成为好警察的潜质，暴躁的他所欠缺的能力是爱，爱才是能让警察设身处地为受害者办案的关键。
威洛比自杀的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影片要这样安排，因为病痛和死亡并不是这部影片的主题，直到我看到了狄克森读信后的转变。
狄克森读这封信时，米尔德丽德正在放火烧警察局。危急关头，狄克森居然还不忘从火海里抢出安吉拉的卷宗，米尔德丽德看到完好无损的卷宗，不免动容。就这样，两个人心照不宣地放下了过往的嫌隙。
狄克森变了，代价是威洛比的死。如果威洛比在活着的时候向狄克森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狄克森恐怕不会这么快就洗心革面，反而会嘲笑威洛比食之无味的心灵鸡汤，然后依旧我行我素。死亡总是比其他事更能直击人心，遗言总是比当面直言不讳更有力量，离开的人越完美，他留下的影响就越大。
威洛比死了，他的名字依旧醒目地挂在广告牌上，他不在乎自己被写在了广告牌上，他只在乎能不能破案。威洛比化身成一块血红的广告牌，鞭策着狄克森做一名好警察。
这也是现实，很多转变和进步的背后，往往隐藏的是巨大的代价和无数的祭品，曾经的不以为意，都会变成后来的悔不当初。
林奕含自杀后，我们才开始重视性教育；缪可馨跳楼后，我们才开始重新思索老师的职责和教育的初衷；医院收治不下新冠患者后，政府才公布和正视新冠病毒的存在，而李文亮医生却没有等到疫情好转的那一天。
正因为代价沉痛，我们才愿意做出思考和改变，而代价之所以沉痛，是因为有太多的“我本可以”。
无解
狄克森无意中发现了杀害安吉拉的嫌疑人，可惜调查结果表明此人与安吉拉的案件无关，不过，他是另一桩案件的凶手。失望的狄克森终于主动交出了警徽，和失望的米尔德丽德一起踏上了另一条复仇之路。
两人出发了，他们准备自行惩治这名意外发现的凶徒。这时，影片中只出现了广告牌的背面。
事到如今，广告牌正面那些质问警察的话已经无关紧要了，可广告牌依旧竖立在路边，安吉拉的案子依旧是悬案。血会干，伤口会结痂，可疤痕就是疤痕，发生了的事情就是发生了，很多事情注定没有答案，那些无解的现实永远都会存在。
米尔德丽德还是愤怒的，狄克森还是选择了暴力，他们只是将愤怒和暴力转移了方向。威洛比的死并不能给米尔德丽德和狄克森提供答案。即使有人付出了代价，无解的现实依旧无解。
在路上，米尔德丽德和狄克森互问“你确定要干掉那家伙吗”，结果两人都不确定。那么，就“路上再决定吧”。
在这里，影片抛给我们的问题其实是，面对无解的现实，我们是选择接受还是选择反抗，然而这个问题也是无解的。如果接受，我们可能耗费一生也等不来一个结局，徒留满心的悔恨与不甘；如果反抗，我们就得硬生生劈出一条路来，也必然会付出相应的代价，而结果如何未可知。
影片不负责解答，却提供了另一种思路。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仓促的决定不一定明智，当现实无解时，或许走一步看一步反而会出现转机，或许“路上再决定”才是智慧。
《三块广告牌》从头到尾没有批判道德，没有审判善恶，没有辨明黑白，也没有主持正义，更没有对困顿的人生进行指点，这部电影只是客观地向我们呈现出复杂的人性和一幕幕现实。
我们都期盼现实是美好完满的，然而很多时候，现实矛盾而激烈，无奈又悲伤，让人无法全身而退。也许，对于无解的现实，接受也好反抗也罢，如何学会与之和平共处、继续生活，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误杀》里，面对强权，李维杰用自己的智慧保护了受伤的妻女；《一个母亲的复仇》里，面对不公，戴维琪凭一己之力手刃了伤害女儿却逍遥法外的凶徒。对于观众来说，这两部电影的结尾是非常“正常”的，主角大仇得报，哪怕是通过迫于无奈的以暴制暴，正义也最终得以伸张。可现实并不总是存在正义，现实也不是只有正义。
《三块广告牌》展现的就是这样的现实。痛失女儿安吉拉的米尔德丽德等了七个月之后，仍旧等不来凶手的任何消息，无处宣泄悲痛和愤懑的她将矛头对准了警察，于是便有了三块质问警察的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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