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突出特点之一。因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大多数情况下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少数民族汉化就成了民族融合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同时，汉族也会大量吸收少数民族的优点，促进历史的共同进步。
印章在中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文化品味的代表。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出现了印章，不管是国有的印章还是私人的印章，都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秦始皇统一一中国后，在推进书同文的过程中，也对印章的材质、形制、印文、大小以及印章的制作、颁授、使用等作出了一些规定和规范。随着我国的封建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逐渐成熟、完善起来，至清代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印章制度。
西汉以来，逐渐形成一套对周围邻国和部族赐印的制度，表现了当时汉与周边部落的外交关系。《汉书·南粤传》就记载第一代南粤王赵佗上书要求自比内地诸侯，朝廷答应后，“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馀得白置”。但从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的“文帝行玺”金印来看，有很明显的僭越。（有兴趣可参看拙文《多亏这枚纯度98%的金印，第二代南越王赵眜才恢复了本名》）
在故宫开年大展“何以中国”展中，展出了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晋归义羌侯”金印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晋归义羌王”驼钮金印、“东晋胡王”驼钮铜鎏金印、“晋归义氐王”驼钮铜鎏金印等四枚金印，材质、形制、印文和大小等都与内地诸侯王相同，是汉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真实写照。
其中有三枚印章上都刻有“归义”。“归义”，是汉晋政府给予其统辖的边远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表明汉晋政府以文治武功及昌明的礼教赢得四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归附正义。
四枚印章，都是方座，驼钮，驼呈跪卧状，四肢曲拢，身上凿刻眉目、口鼻，以平行细短阴线表示毛发。身下有圆形穿孔，为系带之用。印面正方形，镌刻阴文小篆体文字。它们都出于甘肃省西和县西高山一带，古代这里是西北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域，所谓“羌”、“氐”和“胡”等，都是对中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称谓，泛指西部游牧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西北自古就是羌民生生不息的土地，南北朝以前也是羌民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但有关归义氐王、羌侯、氐侯、胡王的历史却湮灭在高山荒草间无从考察了，唯有几方金印留下了那段历史的影子，成为中原统治者和边疆少数民族建立友好关系的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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