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历史观不是非黑即白

老百姓看戏、看书，对主要人物，习惯于分清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受儒家世界观长期耳濡目染的结果。在儒家看来，人物分两种：君子和小人，或者说好人和坏人。以这种世界观审视历史，就形成了非黑即白的历史观。一旦被定位为好人、君子，他的一切就都是好的，即使有不好的一面，也要为贤者讳。

人性复杂，不是非黑即白。

我们会发现，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时代洪流中挣扎，他的命运离不开时代的规约、他人的影响，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不应出于某种目的拔高一个所谓的正面人物，哪怕他被后世捧为圣贤；也不能以陈腐观念去嘲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哪怕他被正史称为“小人”“奸邪”。比如范仲淹执意认为契丹不会和西夏交战，为此与当时枢密三臣展开激烈辩论，并执意出京巡边。最后证明他的判断严重失误。很多人不提这段历史。实际上这个判断直接影响了庆历新政的走向，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写出这段史实，并不会损害范仲淹的品格。庆历新政无疑是范仲淹一生中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但翻阅研究者的著述，基本上还是按照儒家君子、小人之辨，把反对庆历新政的人都说成是小人、守旧分子。事实是这样吗？监察御史包拯强烈反对新政中的按察之法，但又大力支持最受争议的“抑侥幸”改革；御史中丞王拱辰被扣上反对新政的“保守派头头”的帽子，但实际上新政中最大的一项改革“精贡举”的具体内容，正是王拱辰领衔起草的；翰林学士李淑、谏官余靖反对范仲淹设计的荫子制度改革，但是新政夭折后，这二人不断地呼吁改革荫子之制，致后来朝廷推出的新法令，要比被废止的庆历新政时的改革还要有力度。可见，非黑即白的历史观将事件简单化，把人物脸谱化，历史真相因而模糊甚至被遮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