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主要课程是给大二或大三的学生开设历史选修课,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世界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我上课几乎从不点名,期末考试给同学划范围,只要把我划的重点内容记住了,及格没问题。但我也有我的原则,每次考试我都会出1~2道划范围之外的题作为拉分题,保证真正爱好这门课程的同学能有机会拉开分数,脱颖而出。
我热爱我的工作,对教学也很认真。曾有同事给我提供过前任教师的教案,我一看就扔在一边,根本用不了,知识点陈旧,完全按照教材来,枯燥乏味,我看都看不进去,学生怎么能听进去呢。这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对所讲的每一个内容,都尽可能查找更多的资料,想方设法为学生提供更大的信息量。因此,我的课总体上还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也经常有爱学习的学生找我问问题。
但我这人有一个毛病。在课堂上可以滔滔不绝,也可以和学生们唇枪舌剑,尽一个老师的本分,但只要走下课堂,我就感到空虚,不愿意多说一句话,也不愿意和学生有过多的交流。
星光下的麦浪(4)没有课的时候,我除了在图书馆,最大的爱好就是踢足球了。作为一个单身狗,最富裕的就是时间,想什么时候踢就什么时候踢,一周大概能踢球两到三次。
大汗淋漓从球场上下来,似乎每个毛孔都张开了,累得一塌糊涂的同时,也充满了快乐。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工作轻松,无欲无求,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看书,写字,踢球,虽收入不高,但幸福感还是很高的。
这个学校是师范院校,女生多,男生少。踢球的时候我很少能见到认识的学生,但是从球场出来,倒是时不时能遇到教过的女生。
有一次,我从球场出来,迎面撞上一个女生。女生先是被吓得叫了一声,随即便认出了我。但我只是看着她眼熟,却叫不出名字。
“严老师,您不认识我吧?我是你《国际关系史》课的学生于迪,文学院的。”
她这么一介绍,我才想起来,是有这么个人。她长着一张圆脸,大大的眼睛,很怜人,有点像邓丽君。每次课都坐在第一排,看得出对我的课很感兴趣。有时也问我一些问题,但是都局限于很浅层的、具体的历史事件,对背后的原因和历史必然性缺少深入的思考。
我略有些尴尬。每次上课我都穿着很正式的白衬衫或西服,以保持为人师表的形象,然而此刻的我却穿着肮兮兮的足球服,挎着一个足球包,手里还拎着一双足球鞋。
我也没多说什么,告个别就走过去了。大概走出一百米的样子,于迪从后面追了过来,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气喘吁吁地递给我。
想到人家特意买的,又跑这么远送来,我不好意思拒绝,就说了句“谢谢”。
这时,我刚才一起踢球的几个球友正好从旁边经过,看到一个女生送我水,边走边起哄,“哦,哦,哦!”。
还有一个说,“这二位还挺客气!”
另一个接着说,“刚处的,还不熟呗。”随即一阵猥琐的笑。
我本来就累得通红的脸更热了,也不知道于迪发现没有。她倒是大方,冲我的球友一笑,大大方方,毫不拘谨。
“谢谢。白白,下周上课见。”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总是这个时候踢球吗?”
“嗯……差不多吧……不一定。”我给了三个答案。
下一次上课的时候,于迪还是早早坐在第一排,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不知道什么力量驱使,那节课我讲的特别带劲儿,比往常更加生动活泼,跟讲评书有点像,我也感到学生们都投入进去,很重要认真的听讲。这又进一步激励了我,课堂上形成了良好的互动。甚至下课以后,我都意犹未尽。
这是本周最后一节课。接下来,我要为周六晚上的书法课做做准备了。
以我对何小凡的判断,他对书法一窍不通,指望他自己选一个好字帖是不现实的。
在食堂吃过晚饭,我到一家书店走了走,把我认为的可以作为范本的古代书法家的字帖各买了一本,有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智永和尚的《千字文》、钟绍京的《灵飞经》,行书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赵孟頫的《赤壁赋》,都是大字版。又买了几枝适合初学者使用的毛笔,做好了上课前的一切准备。
星光下的麦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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