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局图
从历史观点来看，中日近代以来的不愉快，均是来自于西方文明东来所引起的世界格局变化，源自于东亚传统秩序的解体。
01
进入近代，东北亚问题一直是国际问题的焦点，成为了影响远东乃至世界全局的火药桶之一。
1894年的甲午战争因此而起，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第一次用兵也为此。但东北亚的局面在前近代时并非如此。
在西方势力渗透到东北亚之前，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实际上是中华帝国的藩属。
这些国家在自己的国度里拥有完整的行政权，但由于和中华帝国有某种程度的藩属关系，所以受到中华帝国的各方面的关照与保护。
中华帝国对这些国家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在履行宗主国责任的过程中，奉行“王道政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持公道、正义，要维护与周边藩属之间的和平及良好的互动关系。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中华帝国是不会出手动武，更不会纵容或支持某一国家向另一国家挑衅、大打出手。
中华帝国的尊严、信誉大于一切，与藩属诸国所有交往，都必须从政治上考虑。
但是，当西方势力向着亚洲渗透后，中华帝国在西方势力的强压下逐步退却。它虽然有心维持着帝国与周边藩邦的各种联系，但说实话已经力不从心。
西方势力不仅要将中国帝国的宗藩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将中华帝国带上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一体化”的这趟车。
于是中华帝国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尊严尽失，主权、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破坏，逐步沦为西方势力的殖民地。
帝国素来信奉的“王道政治”不再，转而信奉西方近代国家所向无敌的“进化论”。
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严复在解读西方这一近代思想时，也注意到它与中国古典思想有某些共同之处。
但是这一思想在帝国古典政治学中一直不被看好，因为仅仅凭借“力量”的角逐去获取霸权，是一种“霸道政治”，与帝国信奉的“王道政治”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是儒家不太赞赏的，甚至是反对的一种政治理论。
但在西方的压力下，帝国出于存续的现实需要，不得已由王道转向霸道，转向自身力量的集聚，于是远东地区直至整个亚洲，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共主”。
先前的各个藩属在失去中华帝国的保护后，只能依附于西方各个强权国家，转向近代，自谋出路。
所以东北亚的乱象与中华帝国的政治原则调整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02
西方国家对于中华帝国的施压开始于18世纪90年代。
因为中英贸易逆差逐步扩大，英国人开始寻找机会施压中国，强迫其开放市场。
但是当时的帝国还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市场发育并不完全，没有办法接纳消化英国更多的工业品。
于是英国人一方面利用鸦片来弥补贸易逆差，另一方面试图进入帝国，由它自己或者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直接开发帝国市场。
鸦片平衡贸易严重侵害了清帝国的利益，于是在二十年间，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但是两次战争的结果都是以帝国的失败而结束，于是帝国被迫向西方开放了市场。
到了19世纪80年代，帝国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微妙变化。
列强不再满足两次鸦片战争所获得的的市场准入条件、范围，他们试图依靠军事实力进入帝国的内地，将整个帝国都纳入他们的市场体系。
于是外国势力不断在帝国边境集结、窥伺、蚕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国，西有英国，东边则是日本、美国对于台湾、朝鲜的觊觎，并最终导致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边疆危机、外交危机。
危机最初因越南问题而起。基于历史原因，越南比较长时间为帝国附属，只是后来帝国因自身危机无暇顾及，而此时发过势力东顾，遂使越南有意脱离帝国的控制。在帝国因为一系列危机而无暇兼顾时，也只能予以容忍。
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期，帝国因洋务新政综合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当国力足以应付（其实是自认为足以应付）某些外交危机时，大清帝国的统治者自然不能容忍越南试图脱离帝国的企图，而是要把它继续保持在势力范围内，从而引发与法国的矛盾与冲突。
而法国此时正在东向，它的初期目标就是要将越南等帝国南部藩属纳入自己的体系。
法国很早就开始觊觎越南，但实质性占领、控制在1858年与帝国《天津条约》后。
1859年，法国军队占领西贡，之后又相继兼并了南部诸省，拥有了对于越南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受到严重影响和挑战。
1874年，法国与安南（越南）在西贡订立条约。通过条约，法国表面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是将其降为法国保护国。条约宣称法国有义务保卫安南政权不受外国侵犯，并唆使安南国王将刘永福和黑旗军从河内附近赶出去。
对于法国迫使安南签订的条约，清帝国政府无力干涉，但始终坚守安南为帝国的附属国这一原则，始终不予承认。
帝国政府此时所执行的政策显然有自相矛盾之处。从宗藩体制来说，藩邦有难，宗主国无论如何都得出手相救，即便因为自身力量无法相救，也必须取得藩邦的充分理解。
但是，帝国政府此时已经无力奉行宗藩体制下的“王道政治”，无法履行自己应尽的保护责任，相反，此时帝国政府与法国冲突、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霸道政治”中对于势力范围的争夺。
帝国政府政策中的最大矛盾，是希望或者说期待王道与霸道两者兼顾。
法国对于越南的军事占领也让安南政府忧心忡忡。为了抗拒法国，安南政府加强了与帝国政府的联系，既向帝国政府进贡，又请求非正规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
1882年，黑旗军开始与法国军队作战。第二年，帝国政府又秘密派遣正规军进入越南协同作战。
对于法国的企图，帝国政府很清楚。因为一旦法国完全控制越南，肯定会对帝国南部构成威胁。
问题在于，当帝国军队近代转型尚未完成，当帝国海防计划没有落实，是否有必要为安南这一附属国不惜与法国这样的西方强国开战？这成了帝国内部持久争论的问题。
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被认为最具国际视野，最懂近代国家外交原则，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最认同近代国家的霸道政治，认同力量，不主张帝国在无法解决自身问题前提下为周边藩邦履行责任、尽义务。
他们均认为在此时帝国应尽量避免与法国开战，应尽力以谈判为手段解决冲突，既维护安南利益，也不用让帝国损失过多。
作为务实、相对清醒的政治家，奕䜣、李鸿章等太清楚帝国真正的处境和实力，经济、国防实力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一系列事件的消耗，丧失殆尽。
虽然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使得状况有所改善，国力有所提升，毕竟时间太短，没办法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当然也不足与西方强国言战，更别说正面交锋。
他们看来，帝国的正确选择就是尽可能争取更长的和平时间来发展自己。
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明交暗战”的战略方针：派一些正规军队驻扎在谅山一带，在国际社会面前表现出只求保境，不愿与法国决战的姿态，争取国际社会同情、支持。另一方面，暗中派一些非正规军队深入越南北部援助黑旗军，至少让法国军队不能那样为所欲为。
这个从现代国际关系角度来说，是可以一试的好旗。但在传统心态支配下，人们不能容忍帝国政府在边境告急情况下故意沉默。
而且帝国内部相对比较边缘的“清流党人”或许是因为二十年洋务新政已经初见成效，或许是基于传统宗藩观念、道义力量，对法国扩张行动颇为不满，他们共同谴责奕䜣、李鸿章的“绥靖政策”，只会鼓励法国人更加贪得无厌。
清流的观点极大影响了帝国的决策者，使得帝国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
1882年12月，李鸿章代表帝国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北京进行谈判，帝国政府同意撤回黑旗军，并在法国承诺放弃侵占越南北部的企图后，允许法国经过红河和云南进行过境贸易。
双方还约定，两国政府共同保证越南独立，这样越南就由先前帝国的附属国，变为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1882年的协定部分解决了两国的冲突，帝国虽然放弃了对越南的完全宗主权，但毕竟没有与法国开战。
当帝国国力不足以支持拥有更多藩邦时，部分放弃对某些周边国家的宗主权，也是建设近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然而，1882年的北京协定不被1883年初新上台的法国新政府承认，新政府决定对印度支那实行更为直接的殖民统治。
1883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对越南北部进行军事远征计划，同年8月，法国军队对黑旗军作战，很快突破黑旗军的防线。8月25日，法国与越南当局签署新协定，越南政府自认为法国的保护国，声明帝国不得再干涉越南事务，完全否认中越宗藩关系。
这些举动大大激怒了帝国中的主战派，二十余年经济发展尤其是军事实力提升使得这些主战派底气十足，无法接受丧失越南的事实。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明确向帝国政府表示：“越南本属中国，理应全境保护。”他认为，如果放弃在越南的利益，那么法国及其他西方签过就会乘机从南方直入帝国本土，南部帝国就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不符合帝国国家利益。
帝国的主战派在批评李鸿章求和政策时，坚决要求派兵支持刘永福和黑旗军，收复失地，恢复对越南的宗主权。
恰在此时，越南政府内部也发生变动，一批亲清帝国的军政大员发动政变，请求帝国政府出兵援越抗法。
主战派的要求获得了帝国最高统治层的回应，决定以武器弹药支持黑旗军，并调正规军5万人入越作战。
1884年3月，帝国军队与法国在北宁附近交战，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仅有1.6万人的法国军队竟然打败了5万人的帝国军队。
失败的消息传到帝国的首都，慈禧太后利用外部危机解决内部危机，改组政府，罢免了恭亲王奕䜣，委派李鸿章与法国人谈判。
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在天津达成协议。
协议规定：帝国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帝国驻越南军队立即撤回；法国承诺不要求战争赔款，保证帝国南方边界不受侵犯，并承认帝国在越南的势力，同意在将来与越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帝国威望的字眼。
“李-福协定“或许是李鸿章心目中解决越南危机的一个较好的办法，但却遭到清流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要求帝国政府追究李鸿章的责任。但6月23日，两国军队再次冲突，尚未发生效力的协定也就无果而终。
占领越南不是法国在远东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终极目的，它的主要目的是以越南为跳板，将势力渗透到广大的帝国腹地。
1884年7月12日，法国政府向帝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执行协定，并要求大笔战争赔款。
但帝国政府没有改变立场，并且将主战的清流党领袖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不惜与法军决战。然而，法军没有按照帝国政府的思路行事。
8月23日清晨，法国军舰以突袭方式进攻福州，一个小时就击沉十一艘兵船，将1866年以来由法国人帮助建造的马尾船厂彻底摧毁。
10月1日，法国海军陆战队在台湾基隆港登陆，23日宣布封锁台湾岛。
与福建战线情况相反，在越南本土，帝国军队在经过几次失败后，向越南大量派遣援兵，并且在冯子材的指挥下，于1885年3月重新占领谅山。帝国在军事上又获得了优势地位。
军事上的优势没有促使帝国乘胜追击，相反，因为北部边疆危机再起以及朝鲜问题的困扰，帝国决定乘机争取和平，以便赢得体面结果。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天津签订条约，战争至此结束。
根据这项条约，帝国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法国则撤走在台湾的军地；帝国不必向法国支付战争赔款；然而大清帝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至此彻底丧失。
非独立行为能力者请勿入内。本文纯属一个毫无远见和真才实学的小小房地产行业HR从业者的愚昧见解，仅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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