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王一林，在元旦的第三天，跟我去办公室后，单独跑去跟宋姐唠嗑。
宋姐是不跟我说话了，她能拒绝王一林？她能不理王一林？
宋姐没办法，只好回答王一林的话，绷着脸，像有一句答一句。我远远的看着，觉得很好笑，又憋着不能笑。
也不知道他俩聊了啥，宋姐拿眼睛远远的看我，那眼神，像她之前没跟我吵架前的温柔，我的目光对上她的眼神，心里非常暖和，就想过去跟她和之前一样说说话。
刚好，王一林喊我：“晓晓，过来，跟宋姐说话。”
我也就走过去了，走到王一林和宋姐面前，突然，就在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很委屈，非常非常的委屈：我选王一林错在哪儿了嘛？让我忍了这么多天？
站在王一林旁边，面对着宋姐，我说不出话来，我的眼泪不争气的吧嗒吧嗒的、成串成串的顺脸流下来……
宋姐一看，立刻笑起来，走到我面前，轻轻抚摸我，说：“好了，好了，晓晓，我错了，不该逼你，好不好？不哭了，好不好？”
我顺势依偎在她怀里，把脸上的泪，全擦在她的胸前，破涕而笑，说她：“哼，就是你错了，王一林，这不挺好的嘛？”
她轻轻拍拍我，说：“好了，好了，让小王笑话咱俩了。”
我才从她怀里钻出来，王一林就笑：“你看你，在宋姐面前，你就是个孩子。”
……
人真的很奇妙，在最需要金钱的岁月里，却选择了感觉。长大后，终于拥有了金钱，想要感觉时，却很难再找到了。
到底是感觉重要？还是物质重要？我到现在也没有理出头绪。大约应该是全重要吧？
当两者只能选其一时，你，到底会选什么？
与宋姐和好后，曾有一天，我问她：“互不理睬那几天，你想我没有？”她笑着不回答。我想，她应该也很难受吧？
一晃，到了2003年4月初，宋姐从市里医院出院回来了。她经此一病，身体弱了许多，越哥时时给她炖鸡汤呀排骨汤呀补一补。当越哥忙的时候，我就去给她做做饭，陪她。
王一林知道宋姐大病初愈，就寄来了东北人参，我呢，就隔三差五的给宋姐炖一锅人参鸡汤，宋姐喝汤时，常常叹气：“晓晓，我仍旧害怕你将来吃苦、受罪，怕你担不起那么多责任。生活太累呀！不是感情能扛起来的。”
正是因为当年很多关心我的人，都怕我扛不住生活重担，所以，在后来的生活里，遇到再苦再累再难的事儿，我都不会跟他们说，对他们，我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
我知道，他们都是真心关心我的人。我不说，不等于那些苦不存在。只是，把从小娇生惯养淘气闹人的自己逼练成了嘻嘻哈哈、一切都好的模样，而已。
2003年4月底，非典传播得越来越厉害了，传言越来越离谱，说死亡率怎么怎么高，说就算治好了，肺也会变成窟窟窿窿的，很快就死了。人们都对这个非典充满了恐惧。
我们被规定必须24小时在医院里，随时听从指挥派遣。学校、工厂、企业，都被国家规定放假一个月。医院里的很多轻症病人，都害怕在医院里被传染了，都出院回家了。医院里也没有几个病人了。
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被通知：居家休息一个月，不准再外出。大家也都很听话，大多待在家里，不怎么出门。
王一林也被封闭在学校里，不能出去邮寄信件。
城市像是死了一样，寂静无声，连个人影儿都没有。
大中小学的老师、企事业单位、政府工作人员，都被派到各个路口，戴着口罩，给每一个过往人员量体温、登记造册。
我也跟同事们被编排在到路口量体温、登记。
因为大家都躲在家里，路上的行人很少，隔半小时，甚至是一个小时，才可能看见一个人开车或步行过来，我们就去给他们量体温，问他们从哪儿来，到哪里去。没有人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支起一桌扑克牌，打双升。路上有一人过来，我们就派两个人去量体温，留下的两个人唠嗑，有时候，留下来的人会互递眼神，偷偷看看另外俩人的牌，嘎嘎。。值夜班时，更有乐趣。（以后再写）
现在想想，觉得挺好笑的。当时，居然没有一点儿害怕，只觉得：我这么年轻，不上战场谁上？
非典，和现在的新冠不一样，非典是高烧之后才有传染性。噢，那时候，电子体温计还没有，人们用手机也很少，给一个人量体温，都是用水银体温计，需要量够5分钟。在这5分钟里，我们会跟被量体温的人唠嗑，听得许多小故事。哈哈，
有一天，突然来一辆三轮车，车上有几个人，拉着一箱又一箱鸡蛋、肉米面，红包裹里包得鼓鼓的，应该是小棉被小衣服，一看，就是去给哪家人“送米面”的。我们这里，谁家生了孩子，亲戚邻居要去“送米面”的。
我们的好奇心膨胀了，一边量体温登记，一边聊：“这是去谁家呀？女儿家吗？”
“雪儿家。”
得，我惊呆了：“你们是雪儿的父母？雪儿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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