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有位好朋友，叫惠施，被尊称为惠子。虽然两人是好友，但思想却很是不同。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思想的差异，不妨碍友谊的亲密，思想的碰撞，必然能擦出新知的火花，君子是很享受这种智力体验的。
惠施与庄子的思想不同，首先在思想的来源上，或者说是在思考方式上。与孔子、墨子相比，庄子更接近孔子，思考问题都是从人生体验上来，而惠施更接近墨子，喜欢理论思辨，这与后来西方所谓的逻辑方法接近。惠施在逻辑思维的路上走得更远，当时的江湖外号是“辩者”，后世称之为“名家”。说起辩者，其实西方也有这样一位好辩的人，那就是苏格拉底，他的方法被称为“辩证法”，当然这个辩证法并不是我们哲学课上讲的与“形而上学”相对的那个，而是比较原始意义的方法，通过逻辑辩论来论证之法。
其实庄子和惠施都有个爱好，喜欢讲万物一体。但是方法不同，庄子从人的心理角度分析，惠施则是从语言涵义上分析。庄子认为，语言并不能准确涵盖人的心理，有时即使你在嘴上、在语言上辩论取胜，但是失败的一方可能只是嘴上说不过，心里并不服气，这一点正是辩者的短板。（《庄子·天下》：“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
比如在“鱼乐之辩”中，惠施那句反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即是明知庄子知鱼之乐而发问，本身就自相矛盾了。
名家的代表惠施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公孙龙。
虽然都是名家，但两人主张却不同。惠施喜欢把异说成同，公孙龙喜欢把同说成异。公孙龙最有名的论断就是“白马非马”。西方的穆勒有《名学》一书。名学认为，名词有内涵和外延的差别。就内涵而言，当然是白马非马。但是就外延而言，白马当然属于马。
公孙龙的另一个著名论断是“离坚白”。面对一块石头，眼睛只能感受到其颜色之白，而对坚硬无感；用手触摸，只能感受到其坚硬而不能察觉其白色。于是就有了他的“名实论”。
于是，同样说“石”，看见的只是就“白”而言，摸到的只是就“坚”而言。所以，两者“名同而指不同”。“石”一名之内，并不能同时包含“坚”和“白”，所以，他主张“离”。
钱穆认为，公孙龙虽然是名家的一员，却是用名字言辩来推翻名字言辩，把名家的基本理论推翻了。庄子虽然不从言辩出发，但是并不抹杀名字言辩的作用。所以他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又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换句话说，言语无法准确周全地表达我们心里想的意思，我们在意的当然那未尽之“意”，而非语言这个工具本身。可是公孙龙似乎认为言就是意，两者划等号，如此一来，结果就是意尽于言，意死于言下，结果是因言失意。
从思想脉络讲，先秦名家从墨学转变而来。惠施和公孙龙都对墨家的精义做出了支持和帮助。我们知道墨家主张兼爱，理论依据就是“天志”，一个有人格的天帝的意志。这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就很难得到支持了。（页52）
怎么办呢？
惠施出手，改换论点，说“天地一体，泛爱万物”，不提什么上帝意志了，而是从名言异同的辨析上来支持墨义，教人兼爱。
公孙龙主张“白马非马”，则是从消极方面为墨义解嘲。他说，盗非人，杀盗非杀人。这与“兼爱”之意确实是相合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惠施和公孙龙的正反辩护，都未能挽救墨家的衰落。
墨家遭到了大规模的攻击，尤其是在思想方法上，遭到了庄子道家的抨击，而在人生实践上则不敌孟子。
盛极一时的墨学，终于日渐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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