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从王小波说起
王小波在《青铜时代》的序里，提到有趣：
其实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对于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应达到的标准。……我正等待着有一天，自己能够打开一本书不再期待它有趣，只期待自己能受到教育。与此同时，我也想起了《浮士德》里主人公感到生命离去时所说的话：你真美呀，请等一等！我哀惋正在失去的东西。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标准。
第一次看王小波，我就是看的《红拂夜奔》，我对于李靖在胯下刺燕子，踩着高跷在满是泥泞的洛阳城里飘然而过，遇到站街女就从高跷上下来，斯文败类地打劫她们的印象很是深刻。我觉得那是非常有意思的想象。李靖的形象从此被颠覆了。我看《游龙戏凤》电视剧，总忍不住想起李靖这副模样，想起红拂傻乎乎地对人解释自己的胸没有做手术，虬髯客坐在那里用嘴嚼麻绳。
王小波笔下的形象，很难和唐传奇的《虬髯客》联系起来。
而看到《寻找无双》的时候，又对这种卡夫卡式的描述着了迷——王仙客注定永远无法找到无双。
《万寿寺》则精心制造了一个反复涂抹的湘西迷宫，薛嵩在那片阳光炽烈却又时时泛起烟雾的丛林里，似乎永远也回不了长安（我总觉得王小波把云南插队的感受写了进去）。
我对这三篇小说着了迷。虽然王小波说《黄金时代》是他的宠儿，但我总觉得《青铜时代》才是他的代表作，比《黄金时代》富有技巧性，比《白银时代》富有趣味性。
我试着根据王小波的风格写了一部小说《张一和陆小小》（对，这就是光明正大的打广告，请去阅读评价😉）。
是王小波让我有了动笔的欲望和编造故事的乐趣。
02：做一个有趣的文字艺术家
陈丹青《局部》数次谈到贡布里希的名言：
“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
这句话是要仔细琢磨的。
从历史上讲，是先有艺术，才有艺术家的。从上古时期洞穴里野牛的壁画、古埃及绘画、非洲原始部落的雕刻、中国青铜器，到敦煌壁画，都是一大堆人按照一定的模式创造的，并不需要某个艺术家的个性。但人们看这些艺术作品，感到或永恒，或神秘，或恐怖，或安详，也是由于优秀的艺术家在绘画的时候，一时间的出离或者入定，放弃了在现实世界中的感受和欲望，全神贯注到创作当中。而我们在观赏的时候，也是把自身的利益除外，单纯处在康德所说的“审美体验”状态。艺术的摄人心魂，即来源于此。艺术家和观者是通过审美的感性联系在一起的。
越往后，人们越是意识到了这样一件事实，艺术是艺术家附带的特征，比如你去学写字，学的都是某一个人的风格，而不是有一个规范的所有人认可的模式。这种模式下的东西，很难被称为艺术。
艺术，就是有个人风格的东西。
我觉得，小说也不能例外。
小说，就是个人表达。
个人表达，就是写你最感兴趣的事情。
如果你不知道写什么，就像我在《小说创作谈：抓住那个画面》里面讲的一样，抓住你脑子里最想写的那个画面，问问自己，你为什么想写这个画面？
我想，你的答案大部分情况下——在自身生活没有太大危机，比如亲人去世、自身精神遭遇重大变故——都只有一个：
因为它有意思啊。
但是单有这个还不行，你还需要更深刻地问一问这个话题：
它为何有趣？
有趣是你的直观。是你的审美经验告诉你的。但如果你要以此进行创作，还是要问这样的话题。否则这个意象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写出来，你也无需写三五千字，甚至上万字来写一篇小说。
让我不要脸地拿自己的小说老虎围困九号楼举个例子。当初就是新闻的一句话“杭州动物园三只豹子跑了出来，一只在居民区伤了人，已经捕获”，我的脑子里就出现了一只豹子围着一幢楼，像围着自己的食物一样。它在太阳下晒暖，舔着鼻子。
我觉得很有趣。为什么？
因为这并非日常经验，它让我脱离了庸俗的日常经验。
我开始围着豹子和居民楼来思考，它会是什么样的豹子，瘦的还是胖的，什么花纹，它为什么围着这个小区，它不跑吗，它吃人吗，它吃什么样的人。动物局的人不管吗？小区不管吗？小区的人不害怕吗？小区的人怎么生活，他们怎么吃饭，怎么出门，怎么上班？这种状况要持续几天？
针对这些问题的有趣的答案是什么？
豹子的体态我觉得不想写，一个是我没见过真豹子，第二个，也是最主要的，不出场的豹子更让你惧怕——正如恐怖片最吓人的，往往不是你把镜头怼到鬼怪脸上，而是它就在镜头的一角而人并没有发现。（而且为了更威风，我把豹子替换成了老虎去想）。
它为什么围着这个小区而不到处跑？我也不写。它就是发生了。没有原因。就像一个事实被冷冰冰地抛出来——正像萨特说的一样，人被无情地抛在这个世界中，这是个无情的事实。就像克鲁苏神话一样，神就是喜怒无定，无法理解的。
它吃人吗？吃什么样的人。它的本性是要吃的，但没有人见过它吃。所以吃不吃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哲学问题，逻辑问题。
动物局的人不管吗？管，但是他们在讨论采用什么方式管。为什么他们在讨论？因为不同的老虎，情况不同。而且动物局的人意见太多，没有定论。这就是对卡夫卡的一种致敬：人们面对一个问题，没有能力和意愿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又必须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用自以为尽善尽美可以规避一切问题的、繁文缛节的流程来宣布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
小区的人不管吗？管的。但他们也只是基层。上层没有告诉他们意见。他们只负责不让人出门，负责基本的吃喝。负责短期问题。长期问题正在等待指令。这还是致敬卡夫卡。
小区的人不害怕吗？不直接写。我在小说里用了第一人称——这是一种有限视角的写法。“我”不知道其它人害不害怕，因为“我”不在乎，所以作为作者的“我”，根本没有涉及这方面。如果让“我”涉及小区的人，这势必是另一种小说。而我已经打定主意让老虎保持神秘，让动物局和居委会作为旁观者。如果小区的人，作为一个集体来看，那么势必会慢慢讨论出结论，老虎也不再神秘，动物局和居委会也势必不再作为旁观。这和我的写作意愿冲突。而且，把小区的人，也作为独立个体来看，他们就是几百个“我”，那么我只需要写“我”就可以了。而且这样的孤独感、撕裂感，正是我想表现的。
这种状况维持几天：可能今天结束。可能永远存在。
小区的人怎么生活：躺着。他们不出门，不上班。他们无所事事，没法从事长期规划的有意义的事情。它们被告知现在只需要处理短期事务。
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些解答，再接着构想其它的问题，然后再给这些问题，给出其它的有趣的解答。就形成了下面树根一样的结构：
这些根系生根吸水，你就能创造出一棵有意思的小说之树。
当然，我可以构想另外的回答：
豹子是一只成年花豹，皮毛是黄色，斑点是黑色，体态丰腴，但由于跑了几天，没有食物，它的毛不光顺了。它不只是围着这个小区，而是到处流浪。它被人们的汽车和其它交通工具，人们生活中发出的声音惊吓、激怒，偶尔会做出攻击人类的事情。但大部分，它都是攻击小型动物，比如猫、狗和鸟类，甚至有人见过它在水里捕鱼和水边的白鹭。
动物局的人全面出动，给出了捕猎的方法。动物园的人也参与了进来。他们根据互联网上的视频和热心民众的报道，锁定了范围。在每个片区，经由派出所、交警、协警和保安以及小区的志愿者，拉起的警戒。在各个小区的围墙和大门，竖起了铁丝网
小区的居民非必要不上班。出行也采用汽车。他们吃饭由小区统一发放盒饭，因为动物局的人告诉他们，如果确认小区周遭没有豹子，他们就会把包围圈缩小。小区就可以正常生活了。所有的小区，最多不超过五天，就可以逮到豹子。
这个回答，在我，是提不起来兴趣的——它们当中没有任何戏剧性的事件，就跟工作流程一样。
而这样的小说写出来，就是很无聊的一件事。
让我套用王小波的话说：
我总觉得小说可以写痛苦，写绝望，写心烦，但就是不让写让人无聊的事情——理由很简单：还不如去看爽剧。无聊的小说看了以后让人想死。
03：有趣是客观的吗？
但有没有趣味，其实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比如对我而言，王小波是有趣的。可我的朋友却看不惯。我也能猜到原因——王小波爱颠来倒去说一件事，絮絮叨叨，文笔不简练，似乎他在写小说的时候，没有贯彻他杂文一样的文笔。
似乎这是个口味问题。有没有趣全在个人。
我挺喜欢张爱玲，几乎每一篇都不讨厌。王小波却厌恶她：
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小说写得很地道。但说句良心话，我不喜欢。我总觉得小说可以写痛苦，写绝望，不能写让人心烦的事，理由很简单：看了以后不烦也要烦，烦了更要烦，而心烦这件事，正是多数中国人最大的苦难。……中国人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生活中感到烦躁时，就带有最深刻的虚无感。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明清的笔记小说，张爱玲的小说也带有这种味道：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我初次读张爱玲，是在美国，觉得她怪怪的。回到中国看当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这么股味。这时才想到：也许不是别人怪，是我怪。
王小波《关于幽闭型小说》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王小波，竟然拿张爱玲没有办法。我看了这篇文字之后，是拍手叫好的。
这种“文人相轻”，太正常了。
福克纳嫌海明威没用过“任何一个需要小学生查字典”的词，是一种懦夫行为，不敢于做文学实验；海明威则挖苦福克纳愚蠢地以为“大的情感需要大的词汇来描述”。
托尔斯泰觉得全世界都上了莎士比亚的当——此人的剧华而不实，人物台词全都不切合人物而是剧作家让他们这样说的。他说：
我不仅没有体味到快感，反而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厌恶和无聊；我还困惑不解：我把整个知识界公认的尽美尽善的杰作看成渺不足道、简直是很糟的作品，是我疯了，还是这个知识界所妄加于莎士比亚的作品的意义是荒谬绝伦的呢？
……
坚定无疑地确信，莎士比亚所享有的无可争辩的天才的伟大作家的声望，以及它迫使当代作家向他效颦，迫使读者和观众歪曲了自己的审美的和伦理的见解，在他的作品中寻找本不存在的优点，像所有的谎言一样，是巨大的祸害。
《论莎士比亚和戏剧》
然后鄙视屠格涅夫说不出所以然，只是微笑着对托尔斯泰无法欣赏莎士比亚表示遗憾；怪罪歌德这位“独裁者”基于自己的目的抬举莎士比亚，席勒、雨果都是帮凶。
福楼拜厌恶雨果总是在小说里大段宣示自己的想法。
纳博科夫更是怼天怼地，对于欧美作家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么一位文笔极差、描写可笑的作家——表示不理解。
……
这些人论起来头头是道。而且每一个都是留名文学史的人物。如果承认他们的伟大，而不是简单的“文人相轻”的私人恩怨的话，那就不得不承认一个尴尬的事实：
小说的有趣与否，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而是一个主观感觉。
04：我们应该如何写有趣的小说
康德对于审美提出了一个观点：“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即我们在审美的时候，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我们忘了功利心，而是单纯地感受。不经过推理、思考、判断、欲求，这时候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一种秩序感，这种感觉会给我带来和谐、崇高、永恒、超脱的感觉，就是审美。
比如我们看一副画，并不是带着食欲、性欲和其它占有欲欣赏里面的静物水果、裸体、动物、建筑和风景，而是单纯地感受，我们从画里面直观到了美。
对于文字，康德的美学似乎不像对绘画、对自然风景那么契合，但我们依旧可以这样做：
寻求一种无目的的和目的性，即我们不是故意要采用某种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风格，或者故意采用平实质朴的风格，以求得评论界、老师、文友或读者的赞赏，而是当我们在处理一个人物、一个冲突、一个情节的时候，我们钻到情节里面去，单纯地感受，直到我们的直观告诉我们“你感受到了某种东西”，我们就把这种东西表现出来。
我们这种钻进去、这种沉浸本身，就是有趣。我们越是钻进去，越是沉浸，则越能直观某种秩序感。这种秩序感不同于胡乱堆砌、不同于矫揉造作。（说到这里，各位是否明白了为什么我没按照第二种构思写《老虎围困九号楼》那篇小说了吧。因为那种构思，我沉浸不下去。）
这种沉浸，是需要锻炼的。人的思维是非连续的，迅速的，很多人并不会抓住思维的火花，它们凭空消失了。大部分情况下，如果你没有受过训练，你会发现你只是在胡乱编造。这些编造的事情，并非出于自然。你把编造的东西当作自然，就等于把胡乱堆砌当作建筑，不成样子，没有创造一种秩序感。你的直观必须通过练习——阅读、吸收别人的手法以及练习和自己的思维建立直接的连接——才能达到以言表意的状态。我想我可以用纳博科夫的这段话来做结尾：
我所有的小说的作用之一是去证明一般小说并不存在，我所写的书是主观具体的东西。除了写本身之外，我写东西时根本没有目的。我写的用功用时，反复琢磨词句，直到我全身心拥有这部作品，拥有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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