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害了病，往往能够得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而一个人犯了罪——这我们可以理解为思想上害了病，得到的却往往是鄙视、指责和严厉的惩罚。没有人愿意害病，同样，肯定也没有人愿意犯罪——尽管实际上犯罪往往是一个人的主观故意。要不，你试着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说，你长大会成为一个罪犯，他肯定会不高兴，即使是一个手法高超的罪犯也不成。而你如果对他说，你会成为一个老板，他则肯定欢天喜地。
小时候，班主任预言：在你们这些同学当中，会有科学家，会有解放军，会有工人、农民。然后话题一转：肯定也会有罪犯！现在想起来，不知老师为何如此“歹毒”，但当时此话一出，吓得我们一愣，然后互相看看，看究竟谁象是未来的罪犯，但是看谁谁不象，谁的脸上也没有贴着”罪犯“的标签。不过后来，在我的这些同学当中，竟真的出现了一个杀人犯。
而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罪犯，是由许许多多的因素促成的。这些因素，有些是客观的，有些是主观的。而罪犯之所以犯罪，也往往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理由——这里先不说其理由的对错。而理由的产生，也是由许许多多因素推动的。就象是路标，如果我们总是碰到错误的路标，那么在不知不觉间就可能步入深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那些“步入深渊”的人，我们也是应该抱着一颗同情之心的。
还有一些罪犯，犯罪前也就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只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使他偏离了正确的人生轨道。还拿我的那位同学作例子，他杀人的时候还只有十五六岁，在大街上遭到了一个成年人的欺负，忿忿中回家掂了一根铁棍就出来了。事有凑巧，刚好见到那个人正背对着自己往前走，结果一棍下去，夺去了那个人的生命，也夺去了自己十几年的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在我们这些未来的科学家、解放军、工人、农民还在课堂里读书的时候，提前验证了老师预言的正确。如果不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意外，那么我的这位同学也就可能象大多数人一样，在该工作的时候工作，在该结婚的时候结婚，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甚至比一般人更普通，更平常。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不显眼的学生。
我不知道一百个人当中出现罪犯的机率有多大，想总不会小于1%吧？出生时，大家都是一张白纸，但命中注定其中的1%要不幸成为罪犯，只是我们最初不知上帝把“罪犯”的标签贴在了谁的身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是自作自受，关键是上帝安排谁自作自受。
你是不是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那么我问你，你在梦里做没做过坏事？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心中就存有“坏”的种子，具有当“坏人”的潜质，只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碰到合适的“机会”而已。一旦外部条件具备，你心中邪恶的种子就会发芽，然后结出恶的果实。这个过程可短，可长，短的时候只需几秒，一时的冲动就会使你从一个“好人”成为一个“恶人”，长的时候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私欲慢慢膨胀，然后在你身上打上“恶人”的烙印。
看看那些站在审判台上的罪犯，他们并不是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个罪犯。他们也有善的一面，正如许多所谓的“好人”也有恶的一面。看着那些人，我们一是应该怜悯，二是应该庆幸——庆幸这样的“机会”没有降临到自己头上。
因此，在罗素所描写的未来的理想社会里，是这样对待罪犯的：“我们把他们当作不幸的人，送到精神医院里救治，直到他们不再会对社会构成危险时，就让他们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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