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说：能够通过温习旧知识，进而领悟出新知识，就可以做老师了。
上小学时就开始被老师在耳边絮絮叨叨“为人师表，温故知新”的我们，大多是这样理解的吧。
其实，也有另外的角度。
“师”字，究竟如何理解呢？孔子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做老师吗？显然，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老师，门下三千学徒，七十二贤人，他有这个资质，也有这个身份，下这个定义。但这里的“师”可能是另外一个意思——事师。
事师是什么？简单来说，事师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官。孔子除了做过三千门生的老师外，也曾身居高位——鲁国大司寇。这在今天，相当于检察院的最高法官的职位。但当时的法院，判案的方式很特别，类似于今天的英美法系——更倾向于判例法而非成文法——一种从西周开始奉行的以“事”（案件）为审理判定标准的判决体系。事师，就相当于判决过程中的主导裁断人——保持一定的中立性，同时又持有相当的裁量权。
温故而知新又是什么？当我们重新理解了“事师”，温故而知新的意思就不再是刻在我们脑海里面的“温习就知而知新知”。相信这时候你也会很明白，孔子要讲的，可能是说，在判定案件的过程中，通过对过去的案件的深入了解，并最终明白了新的问题如何处理，就可以胜任事师了。
事师有那么难做？判例法案的法官，不是难做，是不一般的难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权威，并非直接来自于王权或者权利机构的直接赋予，他们要在长期的实践中，打磨自己的对于正义和当事人利益的敏感度；在冗长繁杂的案件审理中，拿捏民意和民利之间细若游丝的平衡。英国国王想要下基层，审理案件，却遭到柯克大法官的制止：“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
法律也是一门艺术。门外汉总觉得一个人懂艺术那是天生的，但真正懂艺术的人知道，一个人艺术上的造诣，也需要刻意练习，即使这个人贵为国王，也同样不会具有异于常人的技能优势——他可能有一身的艺术细菌，但在没有得到充分开发之前，他们只是潜力，不是能力。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温故而知新，当你没有经历过什么，是无从反思的。只是针对当下问题，冒出来的新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只是毫无根据的空想。这也是为什么詹姆斯一世想到有着判例法法系的英国法院去玩玩，审理案件时，遭到了柯克大法官的不满，因为案件的审理有时并不符合人性，甚至是需要逆人性而为。
判案，也有点像行为艺术。孔夫子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陪审团制度的法官了。判案的过程，类似今天英美的听审制度，孔子会把对案件有疑虑的所有人聚集起来，听取大家的意见，最终根据自己对于人性和当事人利益的了解，斟酌判定。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有点荒唐，但是大家的参与感都很强，也陪夫子“玩”的不亦乐乎。当你的做法超越了普通人的认知理解范围，要遭受的可能并不只是白眼。
裁决，为正义，也为利益。为什么判例法要比成文法更难裁决？世上的事情，总有灰度，并没有完全的非黑即白。既然事情本来就没有统一的判定标准，当我们试图简化来解决——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电视总会喜欢把人贵为好人和坏人一样——这总会比我们要承认人性的复杂、梳理利益逻辑要轻松的多。有这样一位老父亲，因儿子不孝，而状告到孔子。按照当时的礼法，子不养不孝，理应斩首，而孔子最后却把这个不孝子扣押了三个月，最终年迈的老父又请求将他的儿子放还，如此一来一回，这不孝子竟然最终无事一般回家了。鲁国的执政大夫季桓子对孔子心生不满，甚至跑去质问孔子为何不做出公正的裁决。但在孔子看来，这才是最公正的裁决：杀子，则父无养，世中父子但有不满则反目成仇；不杀，待父回心，父子化冰，终可父慈子孝。
是的，我们的自然理性，总是轰轰烈烈的推搡着我们要执行绝对的正义，而真正的正义，往往是基于当事人利益考量，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做出最符合自己当下和长远利益的决策。对当下进行思考，对过往进行反思，不仅是判案法官必须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想要不做出低智商的“伪选择”，必须长期反复进行的践行课。
PS：孔子的时代，除了孔子自己创新产生的老师的“师”这个职业，还有“太师”、“乐师”和“事师”。太师一般由身份显赫的贵族担任，乐师一般是盲人，老师的说法并不流行（可能只有孔子一个），因此这里的“师”，更有可能是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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