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加在一起，可以说秦王朝为中国文化打下了一个稳固的底盘。
要做成这件大事，文化本身无能为力，只能依靠国家力量。
接下来，汉王朝则为中国文化树立了一个框架，提供了一副目光。
汉王朝的文化框架首先是黄老思想，与道家有关。秦朝太残酷，太热烈，太劳累了。汉王朝早期的统治者希望让民间休养生息，决定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老子的哲学加上传说中的黄帝的思想成了精神指引，结果汉文帝和汉景帝时的“文景之治”出现了，老子的哲学也就取得了极高的声誉。这是文化与政治亲密结缘的开始。
政治需要文化来帮助，结果也帮助了文化。
文景之治的成功也是老子无为思想的成功。无为不是毫无作为，而是相信民众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统治者要顺其自然。
但是这种思想也有局限，因为普通民眾很難發現整體危机，更没有能力来解除这种危机。汉王朝当时遇到的最大危机就是北方匈奴的入侵和抢掠。要减少匈奴的入侵和抢掠只能和亲，就是把皇家的女儿嫁给他们的首领。但有时候她们嫁过去不久，匈奴又来入侵了，没完没了。面对这样的危机和屈辱，一个年轻的帝王站了出来，决定不能无为了，而必须大有作为。他就是汉武帝。
马背上的匈奴实在太强悍了，要对付他们，必须重建骑兵，物设将军，寻找战马，改进武器，而且必须在实战中总结失败的教训，这在已经尝到无为而治甜头的全国上下已经大不适应，因此，汉武帝必须在黄老思想之外，选择另一种精神资助。
他选择了儒家，选择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其实董仲舒的儒学与孔子、孟子已有很大的不同，他从天人合一，发展到了天人感应，把儒家的统治理念联系到了天意，其中包括了法家和道家的一些理念。
秦王朝选择了法家哲学，汉王朝先摘取了道家哲学，然后又改造了儒家哲学，他们都是文化哲学的施政实践，因此也可以说是哲学王朝。
那些著名的帝王，那些有名的战争，那些出名的转折，说来说去无非都是在实践大家的刚烈雄伟。道家的清静生息和儒家的奋发有为，谁也没有跳出文化的手掌心，谁也没有逃离学者的大构想。
这一点，与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所罗门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相比，只有中国做到了。那些帝国和王朝都不缺哲学家和文化人，却从未被一种完整的文化哲学所左右。
汉王朝选择了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哲学，精神格局也就越来越大，因此，又保持着继续拓宽和弥补的意向。接着还是在汉代，佛教传入了。这一来，中国文化的宏伟雏形，已经三足鼎立。
汉代的中国在文化框架上已经相当完整，这种文化上的健全，加上军事上的胜利，使一个“汉”字变得大气磅礴。因此，曾被秦王朝包罗的中原百姓，也就由秦人改称为汉人，而自古以来的华夏民族也称作汉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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