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乡愁,有的被岁月的风吹进记忆。有的被浪吹去了远方。而我的乡愁却萦绕在梦里。
我的故乡,在北京西南远郊区,一个叫做房山区良乡的镇里,一个普通的村子。在我出生那个年代,那时的良乡还叫公社,村民都叫社员。
1966年是我出生的年份,那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乡野、贫困、知青、亢奋和红旗充满了儿时的记忆。
父亲是县办企业上班,他由合同工转正的一名普通工人。
那时的农民,始终被束缚于农村的广阔天地。直到1979年才又伴随着一曲《春天的故事》改天换地。那一片片原野,阡陌纵横,沟沟坎坎,永远随着我的母亲,刻骨铭心,融入记忆。
那时的生活,尽管困苦,却很有趣。我的小学课堂和中学学校,都要穿过一片片小麦的金黄,玉米的碧绿。
那时无论是父母,还是我上学路上的眼里,都在装着普通农家一年的生计。每天上路之前妈妈总说:“路上沟渠看看哪里有野菜,哪里的草多,”因为圈里的猪仔,饿得用嘴拱地。
放学,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冲出课堂,背上草筐,约上同学,我们就像一群快乐鸟儿,飞奔在大自然的原野,沟河池塘,我们还可以脱得溜光,下河嬉戏。

那时的自然,充满神奇,土坡树上都有嗡嗡的蜂巢。每一道小河流水,都清澈见底。其中尽可以捕到鲜鱼,还可以捉到泥鳅,感受让泥鳅从脚底滑走,在手上看着泥鳅滑脱退去黑泥的无穷乐趣。
要说始终最有挑战趣味的,就要数捅蜂巢了,坡头树间,一群群土蜂黄蜂,天上盘旋,你若不动,它们一只只都覆满蜂巢,黑压压的一片。好像它们其中,都有一个像我们一样的班主任老师,让它们一个个都要遵守纪律,不许跑东跑西。
我和伙伴,看着它们一窝窝、一只只排列的整整齐齐,覆在窝上,活象一群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我们捅掉蜂窝有两个办法。可以事先准备好头带铁丝弯钩的长杆,若是遇到厉害的蜂群,我们也还可以才用火攻的的办法,或在杆头上捆绑碎布,点燃、靠近,烧它们不是玉碎陨落,就是离乡背井,妻离子散。
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些被破坏了家园的蜂群若绝望的疯狂起来,也是一只只穷凶极恶,一群群,一片片,简直就像一架架的零式战斗机,遮天蔽日,狠撵着我们穷追不舍,尽管我们落荒而逃,匍匐在地,也一定会给蛰得鼻青脸肿。
回到家里,找寻仙人掌的汁液涂在头脸,消肿止疼,妈妈还要向我怒吼道:“人家那群蜂子活得挺好,你们是欺人太甚,谁让你们闲得难受,搞得人家无家可归,还不许人家泄泄私愤”。
去生产队马棚里的椽间和树上掏麻雀或是鸟蛋也是我们喜欢做的。掏出来的蛋可以用清水煮熟,鲜美可口。不过有时候也会空欢喜还虚惊一场,从麻雀窝里会掏出通体冰凉的一条蛇来,浑身吓得全是冷汗。
儿时,最盼的就是过年,看着母亲提前炸好的丸子和蒸肉挂在灶台上的房梁上,一块块油花儿,浸透篮底铺垫的牛皮纸,心里那种馋得想吃的感觉无以言表。有一次我竟没能忍住诱惑,寻了把镰刀,割断篮子的吊绳,可就是忘了,下面是一个没架着锅的灶膛,整整的一篮年货吃食,全都掉入灶膛灰烬之中,不但一点儿都没能吃上,反还换来了父亲的一顿胖揍,打的我哭爹喊娘,再不敢嘴馋。
如今的故乡,沧海桑田,早已走远。我们的村子也被地铁房山线得线路场区压在了下面,成为了永远。
如今,我们都回迁安置到原有村子以外一公里的东北一侧。村民也都住进了楼房。房山区也被北京规划为生态涵养区。原有的农田已经全种上了林木果树。
我的故乡,一生的标记,它早已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融入了我的血液,成为我人生的底色,和终生的回忆。
我的乡愁,其实,它就是一个让你再也回不去的地方,我的乡愁在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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