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时爷爷已经将近60岁了，那时的他眼不花、耳不聋、腿脚利索的很。爷爷是人们眼中的文化人，集体经济时代，曾经当过村里的会计，那时的会计不用出山劳作，在家坐着也能挣公分，所以爷爷的前半生基本上也没有受过多少体力劳动的苦。后来，包产到户开始实行，人们都担心以前不下地的人可怎么应付田间的劳作呢。然而，凡事只要用心去做，是一定可以做好的，农活也是，只要有辛苦，肯受累，多长一个心眼，自然错不了。奶奶常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简简单单八个字，却蕴含了深刻的真理，对于实实在在的农活而言，你付出了多少，自然收获多少，大自然永远是最公平的裁判员。爷爷吃苦耐劳、坚韧坚强的性格让他在农活方面也自然是数一数二，从种地、除草、收获、归仓都是一把好手。
在“布谷、布谷”的布谷鸟叫声中，春天来了，河面的冰开始慢慢融化，“妈妈草”羞怯的露出了头，远远望去，光秃秃的山野开始变成黄绿色，过了清明，厚厚的冬装便可以脱掉了。到了耕种的季节，农人便开始忙碌起来，骡子、马统统上阵去犁地，耕犁套好、种子选好、备好化肥，爷爷牵着牲口，牲口背上驮着耕犁，耕犁前面放着笼大（两边是两个深的箩筐，中间是略粗的木棍），“笼大”一边放着水壶、干粮、还有待播种的种子，另外一边坐着的是我，如果东西的重量没有我沉，爷爷便在那边放块石头，好保持平衡，奶奶背着放种子的背篓，我们便出发了。有时人手不够，我们便找乡邻本家来帮忙，你帮我，我帮你，叫做“变工”。
播种的日子是我最开心的日子，那时我大概六七岁，还没有上学，所以每天跟着大人下地。他们劳作，我捉蚯蚓、挖土、采野花、挖野菜，总没有得空的时候，总能给自己找到值得开心快乐的事情。播种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翻地，第二步是播种，第三步是犁地。前两步工序完成之后，紧接着的一道工序我便可以出场了，早已等不耐烦的我迫不及待的爬到犁上，如果我不爬的话，找石块压着也行，也就是说我充当了石头压犁的功能，这个环节的目的是让耕过的土地变得平整起来。随着爷爷“嘚”的一声吆喝，牛马开路了，耕犁像长了翅膀一样开始滑行，我爬在耕犁上，体验飞翔一般的快感。
随着我爬犁的次数日渐减少，春天也渐行渐远，夏天姗姗而来。又到了除草季，这是一个最让农人受苦的季节，“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个季节，我这朵温室里的花朵是不会出动了，爷爷奶奶含在嘴里怕化，捧在手里怕碰，哪里舍得让我受半点烈日之苦。一大早，天还不亮，头鸡叫，（鸡叫分三次，第一次叫时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第二次叫时天开始破晓，第三次叫时天亮了，东方开始泛出鱼肚白），奶奶就起床开始做饭了，她会做一种蒸饼，类似“千层饼”，厚一点点，酥酥软软，有面包的感觉，又比面包耐饥。这饼，是她和爷爷去地里的干粮，也是我的餐间小点心。他们下地以后，我在家和小伙伴玩，渴了吃一瓶罐头，饿了吃一个蒸饼，心满意足。
夏夜，点点星光开始爬满天空，农人们才陆陆续续从田间回来，他们最佳的劳动时间是早晨十点前和下午四点后，天气不太热，锄地出汗少，所以，人们的晚饭吃得都很迟。那个年代的乡村，贫富差距几乎没有，因为基本自己自足，所以大家吃的饭都差不多。土豆作为主材料，有N种做法，摩擦擦、熟山药疙瘩、土豆饼饼、磨山药卷卷、磨山药铁条……晚饭，基本上以“炒糊糊”饭居多，它是带汤的，适量水烧开后，置入切好的土豆，加点小米，中途放盐，等到土豆差不多熟了，放入“炒糊糊面”（将一种面粉经过一定程序的烘炒加工，散发出炒糊糊味时就好，现在基本没有了），炒糊糊饭做好了。炒糊糊饭的吃法有两种，一种连汤带山药舀出，就上白馍，另一种是可以只捞出山药，用筷子弄碎，加入油盐，就一点小菜，叫做“调山药”。我就最爱第二种吃法，它也成了我的最惯常的饭食。
我们吃饭基本不在家里吃，而是要端到院子里，坐一只板凳，或者就选一块石头坐下，我家的院子海拔很低，院墙顶上是一条村里的“交通要道”，这条道路非常狭窄，只容得下三五个人并排走，只因它是村里人出山的必经之道，故称其为“交通要道”。此道路往村口拐的地方，住了一户人家，板愣家。（板愣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他的故事随后奉上）愣板家比我们家海拔高了将近两层楼的距离，每到吃饭，他们全家人端了饭碗，坐在“交通要道”上的一根老木桩上，居高临下，和我们聊天。我们聊的很开心，吃饭吃的也慢，他们可以一心二用，我却总是处理不来，经常因为聊天忘记吃碗里的饭，被奶奶吼叫批评。微风习习，我们的晚饭吃完了，座谈会也结束了，天也黑的差不多了，就各自回家睡觉去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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