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起来，但凡是能出人头地的大人物，身后总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女人，一个是激发出其创作热情的“她”，比如林忆莲于李宗盛，苦追、苦恋最后分开固然遗憾，却留下那些脍炙人口的佳作，舔舐了多少伤心人的伤口；比如布丽吉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相差了两个甲子的年纪却并不妨碍为国家贡献了一个可靠的领导人；再比如稍远一点的大文豪莎士比亚，也是受其同性伴侣的眷顾才有传世的《十四行诗》。而另一个重要的女人，就是母亲了吧。
总被朋友和同事贴上心细如麻的标签，归结起来大抵上源于早逝母亲的迁就和宽容。在东北插队8年多爸三十岁上才有了我，工作之余，又要重新考回医生的资格，断然是没有太多闲空照料我的，那时的家境也和众多返城知青一样，清贫而拘谨。6、7岁，最是嘴馋的年纪，能吃的零食除了帮厨时鲜嫩的白菜菜心、微微脱水的萝卜皮就是炉台上烤干的剩馒头片和白薯干了。
好在离家不远有一条叫做骑河楼的小街。那里每天人群熙熙攘攘的原因主要是里面的妇产医院；次要的，是个做了两三代人的清真酱肉铺。每天一锅新鲜的酱牛肉，起锅的时候，半条街都是奇异的香料混着肉香，不要说路过的孩子，就是对面待产的孕妇和家属也是垂涎的。运气好时，还有刚出炉的芝麻烧饼，面香、芝麻香以及贫乏年代对肉食的渴望，让这条小街变得迷幻起来。
家里人口多，每人几斤酱肉吃到饱的事，只能在水泊梁山的故事里看看就算了，偶尔的肉汤却是可以打来解馋的，或是炖白菜、或是下面条，也算是退而求其次的美味。这时候，我就变得很勤劳，拎着小桶、揣着一块或八毛的票子，蹦跶蹦跶的抢着去采购。
“阿姨，我能买6毛钱肉汤、2毛钱酱羊肝吗？”咽着口水，把盛肉汤的家伙儿和钱举过头顶，从肉铺的小窗递进去的时候，总是弱弱的这么问。往往，能听到里头银铃而般笑声，然后回来的路上，手上就多了个小纸包，新鲜的酱养肝上轻薄的一层花椒盐，甜香的肉味沁入心脾。
心照不宣的是厨房里的母亲。掐着我到家的时间，火上总烧着小半锅的开水，肉汤回来先和了开水，涮干净盛汤的小桶，再赶紧扣在里头，加上几勺老抽，下了白菜丝或是浇在面条里，瞒天过海。
慢慢的，家境好起来，有个更远点的活儿，也是我最爱跑腿的。赶上夏天最热的节气，再勤劳的主妇也是不敢守着煤气灶在寸方的临时厨房里煎炒烹炸的，麻酱面就成了最佳的快餐。吃过的桃罐头瓶那时候是不许扔的，刷干净、控干了，是打麻酱的最好容器（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也不知道打酱油的梗儿）。副食店的芝麻酱是零沽的，却没有掺花生酱充数，芝麻原本的香味甚至有点发苦。国营的服务员好像都不太认真工作，因为每每去买麻将，总是会看到他们靠着柜台和顾客或者同事聊天打趣，就算称麻酱也不仔细。
“阿姨，我要2块钱芝麻酱，自己带瓶子”。
“哎，多了，得，就这么着吧！”
这让完美主义者的我很为难，于是回家的路上，为了保证麻将和母亲吩咐买回来的一样多，总是得把瓶盖揭开一点，用一根相对干净的手指挑了里头粘稠的芝麻酱放在嘴里吮着。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特别是独自买芝麻酱回家的路上。于是回家的路就变得出奇的长，当然，罐里的芝麻酱到达厨房的时候，也会“自然损耗”一些。
母亲，依旧心照不宣。每每看着半瓶子咣当的麻酱瓶子，轻叹一声后，会倒进去一层香油。扯着我，使劲的拿围裙把我嘴上的犯罪现场处理停当才能让进屋。不一会儿，就能听到祖母举着我刚捧回的罐子啧啧的称赞那些不敬业的国营服务员，“还得说是国营的，你看看，买个芝麻酱，给了多少香油啊！盛这么满，分量也准”。
好多年以后，我自己也会酱肉了，选料、香料、火候都自诩准专业级别，国产的、进口的，酿造的、调和的，各种酱油都试过了，却总也调不出来母亲当年的那个掺水肉汤的味道。自从听说有商家用棉子油、发霉的花生掺假，芝麻酱也不敢再买散装的了，童年的乐趣，就这么被败坏了。
好在，在梦里，有时候还能回到那个大杂院，回到和我狭小卧室相连的寸方不到的临时厨房。母亲还在那里背对着我，忙着张罗一家人的吃食，絮叨着我的功课，偷偷的往肉汤里掺开水和酱油、比划着刻度，往麻将罐子里添香油,我却不敢叫她，她回头的时候，我一定会惊醒，泪流，满面…
【芝麻壳】芝麻壳用酒煎服，饮至汗出，可治半身不遂；烧过的芝麻壳研碎后用麻油调匀后，还对明火烫伤有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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