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的双翼》之六

《负重的双翼》之六

做戏

教师的急务是用自己的榜样来诱导学生。
—— 夸美纽斯
一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戏剧成熟得较晚。公元前5世纪初叶，完整的希腊悲剧形式即已形成，半个世纪左右即进入全盛期，涌现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二大悲剧作家。当时就有可容纳上万人的大剧场。而同时期的中国戏剧，尚在祭神演出与简单的滑稽戏的雏形阶段，千余年后，唐宋时期所流行的参军戏，也还只有参军、苍鹘两个角色拿些滑稽对话或动作惹人发笑的简单形式，直到公元十三四世纪，元杂剧才标志着中国戏剧的成熟。
舞台上的戏剧晚熟，生活中为人处世的做戏却颇为早熟。远的姑且不论，就说东汉的事情。那时有察孝廉、举茂才的选仕制度，有个叫许武的人被举孝廉后，为了让两个弟弟也能成名，就导演了一出分家闹剧。家产一分为三，自己故意取肥田壮仆，使两弟以“克让”之美名被举孝廉，过后再均分财产。这种做戏带有很大的表演性，虽然虚假，却每每能够奏效。隋文帝本来立杨勇为太子，但杨勇性情宽厚，心地坦率，不会掩饰做作，加上生活铺张，渐失恩宠。次子杨广则长于做戏，事事投帝后所好。皇后讨厌太子孩子太多，为了讨皇后欢心，杨广甚至每当姬妾生下婴儿就活活弄死。他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太子。母后死去，他在大庭广众中哀痛哭泣，竟至几次气绝昏倒，令文帝十分感动。但他一回到东宫，就有说有笑，吃肉饮酒，毫无顾忌。杨广做戏是为了早日登基。到了等不及时，戏也懒得做下去，把手伸向了文帝宠爱的宣华夫人陈氏，弑父登上了皇帝宝座。做戏是封建社会官场的一项基本功，做得巧，做得顺，可以青云直上，像安禄山装痴做憨，甚至拜杨贵妃为干妈，就深得唐玄宗的宠信。明朝旧例是授官时下属再三请辞，以示高风亮节，只为朝廷效力，为民造福，不求个人腾达；上边也再三委派，以示充分信任，这已成为官场默认的游戏规则。
时代变迁了，做戏的陈规陋习并没有寿终正寝。上有所喜，下有所趋。上个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亩产万斤十万斤的“卫星”竞相腾空，虚报产量成了邀功的砝码。虽说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但现实生活毕竟不是戏，拿生活当戏演必然会砸了自己的脚。结果，大跃进使无数百姓吃尽了苦头。时至今日，做戏的遗风依然存在，而且手法越来越高明了。只要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哪一天不在演戏，我们谁不在演戏?
同样是做戏，动机、分寸、效果却不一样。有的是刻意去做，带有确实的个人动机，因而煞费苦心，十分投入；有的则出于无奈，为了交差，走一走形式，跑一跑龙套，开一开未必值得一开的会，说几句顺水人情的好话捧一捧场，突击打扫一下环境卫生以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尤其是现在的所谓目标管理考核，更是上上下下认认真真作假，哪一个单位和部门没有一大摞应付考核验收的假记录假材料?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教育部门的做戏，其中一项是让教师考第二外语，即日语。某地区所有的学校根本就不开设日语课，也没有几个日语教师，但考试的结果却形势一片大好，几乎所有的教师都过了关。至于职称评定中的英语考试，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公开做戏，焉能不传染给我们的孩子?
做戏做久了，很容易习惯成自然，正所谓假做真时真亦假，连做戏者本人都分辨不出戏之真假，做戏就进入了性格系统。若是只有少数人具备做戏性格，多数人还可以居高临下地鄙视他们，还可以消解做戏的不良影响，倘若做戏者身居高位，利用行政手段或舆论工具推广做戏，那就很成问题了。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人史密斯就说“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很轻微的刺激，都能使任何一个中国人进入戏剧，把自己当作戏里的一个角色”。这话倒是有些刻薄，但事实总是不为我们争气。
教育，到底何为教育?教育的关键在哪里?小小的家庭，能承担几多责任?一位教师，或者说所有的教师，又能影响多少孩子?如果学校里所教的一切，到了社会上却不适用，使教育本身也成了做戏，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二
现代的学校实在是太忙了，但仔细地想一想，到底为什么而忙呢?原来有许多许多“事儿”是为了迎接检查的，或者说是给上面看的。在中国，但凡上面一看的事，就免不了要作假，要表演。人人对此都愤愤不平，但大家又照样去做，做那些毫无价值的事儿。教育是一种特殊的行业，给他们一块儿清静的天地让他们专心地“传道、授业、解惑”吧!
三
上级部门下来验收扫盲达标情况当然是先听那种“成绩斐然”的汇报。据说上面的验收很细很严，这不要紧，下面早已万事俱备。秘书那里存放着一摞通过扫盲教育的考试卷，一看考卷上的名字就知道原来是文盲，都是些赵根牛、李羊换、张栓狗、刘翠花、王桃女什么的。再看那答卷的字迹，一色的小学一、二、三年级的水准，但答案却准确率很高。上面一一看过，连连点头，不错不错!你们的扫盲经验很值得推广。上面哪里晓得，这些答卷都不是文盲答的，那些姓名，也纯属虚构。与之相“媲美”的是干部阶层的那些普法，理论之类的考试，试题与答案一齐到手，抄一份交差，以备上面验收检查。我们这个民族太会演戏，太会做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