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老先生为岳麓书社出版的《水浒全传》作了一篇前言，分四个小章节，对《水浒全传》作了简明扼要的点评。从小说的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的思想价值、历史意义都作了解读。很全面，站位也很高。但是，其中有部分观点，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一、李先生认为《水浒全传》一开头，把高俅发迹一段小故事作为全书的引子，“概括地表现出水浒起义的政治背景”。并且引证了金圣叹那句著名的话“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笔者认为，施耐庵描写高俅发迹一节，并非是要概括水浒起义的政治背景，而是小说情节开展的客观需要。而概括水浒起义的政治背景，应该在全书最前面的一节“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有的版本把这一节作为楔子，岳麓书社出版的《水浒全传》则把这一节作为独立的一回。这一回里，作者就已经交代了水浒起义的政治背景，四帝仁宗时，京师瘟疫盛行。统治者不务实考虑怎么救治灾民，只顾务虚请什么会变戏法的张天师来做什么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这看似搞得很隆重，其实于瘟疫于灾民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并且，正是因为派洪信去请张天师，才放出了一百零八个魔王。
史料记载，宋仁宗统治时期是北宋最辉煌的时候。但是，历史发展就是有这样的规律，跟价格规律差不多，到了鼎盛时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典型的，清王朝到了乾隆后期就日渐衰败了。北宋政府到了四帝仁宗后期也开始走向衰败，虽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社会矛盾，但是各种问题已经开始露出苗头。到了八帝徽宗时，所有的社会矛盾一下子爆发，各地起义军、占山为王的蜂拥四起。
二、李先生在论述梁山好汉出身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有封建政权机构中的小官吏、小军官，甚至有不少中小地主，也在不堪官府压迫下参加了义军的行列……”这话并不完全对，或者说不科学。梁山一百单八条好汉里面的确有很多小官吏、小军官、中小地主。但是，貌似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不堪官府的压迫主动参加的义军行列。恰恰相反，很多是被梁山上的领导用了很多阴损的招数给赚上山的，是被迫的。很典型的，小官吏有美髯公朱仝，李逵惨无人道斧劈小衙内，绝了朱仝的后路，没办法，朱仝才上的梁山。小军官有双鞭呼延灼、大刀关胜等，他们是被梁山用计活捉了，没办法，为了活命投降的。中小地主有扑天雕李应、玉麒麟卢俊义等，这二位就更是被那个号称智多星吴用的出的损主意给赚上山的，卢俊义还被吴用的损主意害得很惨！
三、李先生认为《水浒》是我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极少有的歌颂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文学杰作。对这个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纵观全书，看不出作者哪里表现出了对农民起义的歌颂。恰恰相反，倒是有两处能看出施耐庵对农民起义是持否定的态度，至少是不抱有信心和希望的。
“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当。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为是无人可以当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来，因此不曾显露，所以无有话说。”
杀富济贫是值得歌颂的，但是，我们看一下梁山好汉的勾当：若是上任官员，箱子搜出金银，全家不留。这就是只求金银，不问青红皂白。“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广积钱粮害民的大户固然可恨，可是梁山抢了害民大户的钱粮，并没有分发给被害的民，而是“公然搬取上山”，实际上，这与那些害民的大户一样可恶！不仅如此，他们把这些粮食抢了来，害民的大户们还会再去抢老百姓的粮食。这与他们抢了百姓的粮食并没有分别，最终受害的还是百姓！
再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李逵寿张县乔坐衙一节。 李应、玉麒麟卢俊义等，这二位就更是被那个号称智多星吴用的出的损主意给赚上山的，卢俊义还被吴用的损主意害得很惨！
笔者认为，施耐庵刻意描写这一段，正是要表明自己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是否定的。李逵乔坐衙，是他对农民起义成功当政之后局势的一种预判，并不会比眼下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时代好到哪里去；相反，可能会闹出很多闹剧来。作者描写李逵坐衙时有这样一个场景：他要审案子，可是没人敢告状，他就让公吏们找两个人来假装告状，说道：“我又不伤他，只是取一回笑耍。”他坐衙的目的不是为了百姓伸冤，而是为了取乐子，“只是取一回笑耍”。像这样的人当了官，情况会有多糟？很难想象！即便是封建地主阶级里的官老爷们，即便是一些贪官污吏们，也不会拿坐衙当做是“取一回笑耍”。古今中外，有多少农民起义成功之后，农民阶级掌了权，人民群众的生活反不如前，比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法国的巴黎公社等。可见，施耐庵对农民起义当政并不抱希望，所以，他才最终让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受了朝廷的招安，归顺了朝廷，为国家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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